上海将生物医药定为三大先导产业之一，是有底气的决定。看似一座城市的产业选择，背后是制度安排、资本耐心与临床生态共同发力。把这些因素摊开再放在同一张桌面上比照，许多原本零散的事件会连出清晰的脉络：谁在补短板、谁在推技术出海、谁在搭桥引资本，都是在为同一目标加码。
资本耐心与产业纵深
生物医药向来是“慢工出细活”。一款新药从实验室到药房，十年打底，失败率超过九成。换句话说，没有耐心资本，这条路几乎走不下去。上海在这点上预先布局：2024年设立了225亿元规模的生物医药产业母基金，挑选了13只子基金，资金杠杆被放大到5.59倍。与此并行的是100亿元并购基金，锁定中药、疫苗、高端医疗器械等关键赛道，专门做战略性整合。
有人可能疑惑，母基金与并购基金到底解决什么问题？母基金属于“基金中的基金”，不是直接投项目，而是挑选优秀的管理人去配置不同阶段、不同方向的项目，既提高抗风险能力，也调度长期资金的效率。并购基金则是在产业链上“打通任督二脉”：当一家企业在临床或市场端遇到瓶颈时，通过并购可以迅速补齐管线或渠道，缩短走向规模化的时间。
一组数据能说明上海的资金活跃度。2021年至2024年，上海生物医药领域累计融资2383.72亿元，发生融资事件1494起。这不是短期的热度，而是连续多年形成的资本供给。上海国投在其中扮演了实打实的出资者角色，仅生物医药并购基金就认缴了22.5亿元，还和临床创新转化研究院以及瑛泰医疗合作，把临床成果转化和并购通道对接起来，让技术与产业的衔接不再“断链”。
临床转化的重新分工
资本之外，临床转化是另一道历史性的难关。过去医院里有不少好技术停在实验室，医生想转化却左右为难：既要看病做研究，又要对接企业与投资人，还要处理合规与风险。2024年9月，上海成立临床创新转化研究院（简称临转院），把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通道重新设计了一遍。
这套机制的关键，是“权责分明与利益透明”。医院把临床成果的专利许可权交由临转院操作，临转院联合投资人出资成立公司，同时通过服务信托保障医院收益。服务信托本质上是一套法制化的收益管理工具，约定清晰、过程可追溯，既减轻医生压力，也降低机构的合规风险。医生专心治病与研发，临转院负责资本与市场的专业工作，“各安其位”，效率自然上来。
试看看具体的落地案例。今年年初，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在肠道菌群微生态诊疗技术上取得进展，希望寻找企业合作。与深圳零一生命沟通后，临转院接手代持医院股权的事，从接洽到合资公司注册，5月6日完成，一共只用了四个月。过去类似流程拖上一年多是常态，如今做到了显著提速。更关键的是，这项技术指向溃疡性结肠炎，未来上市后年市场规模可望达到20亿元，既让医院的研究实现价值，又为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本土创新的出海路径
在创新药这个传统由欧美企业主导的舞台上，上海的本土企业已从“追随者”变身“发起者”。和黄医药的呋喹替尼便是典型的样本。这款药从早期发现到临床开发，完整链条都由国内团队推进：2018年在中国获批，之后在2023年与2024年分别拿到美国、欧盟、日本的上市许可。到了2024年，呋喹替尼全球销售额达到29亿元，其中海外贡献占比达71%，海外技术许可收入更是超过80亿元。
这背后有两层意义。曾经国内结直肠癌治疗“缺药、贵药”的困局被直接击破；另本土从发现到国际上市的闭环打通，这意味着技术不再只是“引进”，而是能向外“输出”。这类License-out模式本质是把创新成果在海外授权给合作方，由对方负责开发或商业化，创新方获取里程碑款与分成。上海在这类交易上也有实绩：2024年统计到的License-out有38起，累计成交额达到307亿美元，约占全国近三分之一。能拿到这样的体量，不仅是技术力，更体现了国际谈判与合规的成熟度。
并非只有单一管线的突破。复宏汉霖在今年10月宣布，其PD-1抑制剂“汉斯状”形成了全球首个在胃癌围术期以免疫单药取代术后化疗的方案。这是把免疫治疗前移到手术前后时段的探索，难度在于如何平衡疗效与安全性，同时满足外科与肿瘤内科的协同。更令人期待的是，他们还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贝尔托齐团队合作，计划在明年启动首个人体临床试验。PD-1作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近年已是肿瘤治疗的主力方向之一，但在不同适应症、不同治疗时机的应用仍在持续演化，能够在围术期建立单药方案，说明本土企业在临床策略设计上也在向前走。
国际化生态的协同效应
企业想走向全球，除了药本身，还要有跨国研发与注册的能力。上海的优势被业内人士为“国际化”：有与FDA、EMA对接的经验，也具备全球多中心临床的资源。做药的朋友常说，在这里开展研发，未来出海要少绕许多弯路。
外资企业因此成为生态中的重要一环。国际TOP20的药企和医疗器械企业，各有19家把总部或研发中心落在上海。英矽智能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例子：公司虽在美国创立，但将药物研发中心设在张江“药谷”，今年入驻孵化器后进一步升级了实验室能力。联合首席执行官任峰的判断颇具代表性——上海的产业链与人才储备并不逊色于波士顿、巴塞尔，甚至在产业集群上更具优势。集群并非简单的“聚而已”，而是把上下游放在可步行的半径内，信息流、物流与人才流之间的摩擦系数迅速降低，创新链条因此提速。
把外资与本土摆在一起会更清楚生态的互补关系。本土公司在管线与市场的灵活性上较强，外资带来的是成熟的全球化流程与合规经验。当二者在同一城内共同研发、共享临床资源时，所谓“协同创新”不再是口号，而是日常的工作模式。
产业数据与规模感
所有结构与机制最终要回到“规模”这件事。2024年上半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已达5005.66亿元，照此势头，年底突破1万亿元几乎是板上钉钉。体量不是虚荣，而是生态强度的体现：足够大的市场与研发投入才能吸住人才、留住企业，也才能形成国际谈判的话语权。
通观License-out数量与金额、母基金与并购基金规模、以及连续多年的融资总额，上海给这条产业链的“底座”铺得很稳。从企业角度钱不再是最大的瓶颈；从医院角度成果能找到专业队伍落地；从国际视角跨境合作与注册路径在此有更高的确定性。
临床与资本的双轮驱动
临床转化的提速与资本托底并不孤立。把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肠道菌群微生态诊疗技术的落地与产业并购基金的存在放在一块，就能看出“技术—公司—产业”的三段式传递：技术从医院出来，临转院牵线设立公司，资本进来使其快速成形，随后通过并购或合作进一步扩张，瞄准溃疡性结肠炎等明确适应症，形成可预期的20亿元级年市场。这是一套闭环，减少了过去常见的“好点子变不了好产品”的遗憾。
而另一端，以呋喹替尼的多地上市与海外销售占比为例，说明闭环并不止于国内，它能够延伸到国际市场。当一个城市在同一时间段内既能生成原创药物、又能完成多区域注册、还能做出规模化的授权交易，其产业成熟度便达到了一个新的层级。
制度小科普与方法论
- License-out怎么理解：创新方把特定区域或领域的开发与销售权授权给合作方，拿到首付款、里程碑与销售分成。对于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它既是风险分散，也是速度加成。
- 服务信托的作用：在医院技术转化中，用信托安排固定收益与权益分配，确保合规审计可追溯，减少医生与机构的非专业管理负担。
- 母基金与并购基金：前者通过多元配置降低单一项目的风险，后者则在产业链整合中加速资源聚合，两者共同提升资金效率。
- PD-1与围术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通过解除T细胞“刹车”来抗肿瘤；围术期强调在手术前后进行治疗以提高整体疗效，若能用免疫单药替代术后化疗，意味着疗法的毒性负担可能降低，依从性与长期获益有望改善。
- 国际多中心临床：在多个国家同步开展试验，保证数据的全球可解释性，为欧盟、美国、日本等地注册铺路。这需要强大的运营与合规体系。
与其说上海凭借某一招赢下生物医药，不如说它把几个关键链环同时做实了：临床成果转化有了“专业的手”和“合规的路”，本土创新不只在国内上市，还能跨洋拿到美国、欧盟、日本的许可，外资与本土在同一城市形成真正的协同，长期资金愿意为十年周期的研发买单。古人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者，既是制度，也是人心和耐心。
城市与产业的关系，常常要靠一个地标来承载。张江“药谷”就是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集聚区：实验室、加速器、孵化器、临床中心与资本机构彼此毗邻，协作像流水线一样顺畅。英矽智能在这里升级实验室能力，复宏汉霖在这里跑出围术期新方案，和黄医药把研发与注册的通道延伸到欧美与日本。国际TOP20药企与医疗器械企业各有19家在此设总部或研发中心，产业“磁场”的强度可见一斑。
把镜头拉回开端，上海在2024年的生物医药“成绩单”有鲜明的数字：38宗License-out、307亿美元的授权总额、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占比；上半年规模5005.66亿元，年终直指万亿。它不是自说自话的口号，而是一条由制度安排、国际化能力、资本耐心和临床效率编织成的长期道路。倘若要给未来一个判断，或许可以借另一句旧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今的每一宗交易、每一次注册、每一个临床试验，都在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