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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砚编辑|李砚
《——【・前言・】——》
一提公元纪年，十个人里九个觉得是“全球通用的历史时钟”，甚至默认公元1年就是人类文明的“时间起点”。可真翻遍中外史料才知道，这套纪年法压根不是什么“科学标准”，而是西方宗教的“专属日历”；更让人意外的是，公元1年对应的西汉末年，也不是影视剧里“王朝末年的破败样”，反倒藏着制度革新、经济活力和中外交流的真功夫。今天就把这层认知窗户纸捅破，看看“公元前后”的划分，到底怎么给中国历史套上了西方坐标。
公元纪年是宗教“私活”，跟“全球通用”压根不沾边
很多人把公元纪年当“中性计时器”，可追根溯源才发现，它的出身满是宗教印记。
最早搞出这套纪年法的，是6世纪一个叫狄奥尼修斯的基督教僧侣。当时他要算复活节日期，就把自己认定的“耶稣诞生年”定为“主的年代”（拉丁语AnnoDomini），简称AD，这就是“公元”的由来。在这之前，欧洲人用的是罗马建城纪年、国王在位纪年，跟中国古代“康熙二十年”“乾隆三十八年”的年号纪年，本质上没区别。
更讽刺的是，连“耶稣诞生年”都是算错的。后来历史学家查《圣经》，发现耶稣出生时希律王还在位，可希律王早在公元前4年就死了——也就是说，所谓的“公元1年”，耶稣根本还没出生。连起点都错的“宗教日历”，怎么就成了“全球标准”？
真正让它传开的，不是科学，是宗教强权和殖民扩张。16世纪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改良了这套历法，也就是现在说的格里历，为了方便教会管控，强行在欧洲推行。后来西方列强搞殖民，这套纪年法跟着军舰、枪炮传到全世界，不少国家为了跟国际接轨，才不得不采用。中国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正式用公元纪年，在此之前，老百姓记日子用干支，比如“甲午年”“庚子年”，官府用年号，像“光绪二十六年”“民国八年”，跟“公元”半毛钱关系没有。
所以别再被“公元前后”绑架了——它就是西方宗教为了自己方便搞的“时间标签”，中国历史有自己的“时间线”。从夏商周的“王公纪年”，到秦汉的“年号纪年”，再到沿用至今的干支纪年，比西方这套“宗教日历”早了上千年，而且更精准、更系统。
公元1年的西汉，不是“亡国前夜”，是制度革新的“试验田”
一说到公元1年，不少人就想到“王莽篡汉”，觉得这是西汉的“末日时光”，到处民不聊生。可翻开《汉书》才知道，这一年的西汉，其实在搞“制度升级”。
这一年的皇帝是汉平帝刘衎，才10岁，朝政由王莽主持。很多人把王莽骂成“篡权者”，却没看见他在公元1年前后搞的改革。比如他搞“安汉公”制度，自己当安汉公，还设了“四辅”官——太师、太傅、太保、少傅，把丞相的权力拆分开，让中央办事更利落。后来东汉的“三公九卿”制度，就是从这儿演变来的。
民生上，王莽也没闲着。公元2年，全国闹旱灾、蝗灾，王莽带头捐了30顷地、100万钱救灾民，还逼着王公大臣跟着捐；又在长安建“常满仓”，就是粮仓，低价给老百姓卖粮食，不让商人囤粮抬价。那时候的西汉，虽然有社会矛盾，但没到“崩了”的地步，反倒在王莽的推动下，试着“自救”。
更重要的是，公元1年的西汉，已经有了一套完善的“全国治理体系”。中央有三公九卿，地方分郡、县、乡、里，一层管一层；收税有“田租”“口赋”“算赋”，还搞“均输平准”，由官府调物价，不让物价乱涨；法律有《汉律》，民事、刑事、行政都管到。这种制度成熟度，当时全世界也就罗马共和国能比一比，可罗马那会儿已经成了帝国，制度没西汉这么灵活。
所以别再把公元1年的西汉当“衰败尾巴”——它是中国古代制度从“汉初粗糙”往“后世成熟”过渡的“试验田”。王莽的改革虽然最后败了，但不少制度设计被东汉、魏晋捡了去，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拼图”。
公元1年的中西交流，比张骞通西域更隐蔽，却更实在
一提汉朝跟西方的往来，大家先想到张骞通西域，可很少有人知道，公元1年前后，中西早就有了“间接却频繁”的联系，而且比张骞时代更深入。
西汉末年，西域50多个国家都归附汉朝了，汉朝在西域设了“西域都护府”，专门管西域的事。从长安到西域的丝绸之路，已经很成熟了，不光有官方的“驿道”，还有民间的“商道”。《汉书・西域传》里写，当时西域的使者、商人常往长安跑，带来的不只是葡萄、苜蓿、骆驼，还有西方的音乐、舞蹈、宗教。
更有意思的是，公元1年前后，汉朝的丝绸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卖到了罗马帝国。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在《自然史》里说，罗马每年要花好多黄金买中国丝绸，“罗马的姑娘们穿透明的丝绸衣服，在大街上走”。虽然汉朝和罗马没直接建交，但通过西域的安息国（现在的伊朗）当中间人，双方的商品、文化已经在“隔空对话”了。
除了西域的陆上通道，汉朝还打通了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汉朝的商船从番禺（现在的广州）出发，过南海，到印度半岛、斯里兰卡，甚至能到红海沿岸。考古的人在印度半岛的遗址里，挖出过汉朝的铜钱、丝绸碎片；在斯里兰卡的遗址里，也找到过汉朝的瓷器。这些东西证明，公元1年的汉朝，早就是“陆海并举”的“对外交流大国”。
这种交流带来的不只是商品，还有文化碰撞。比如佛教，虽然正式传入中国是东汉永平年间（公元68年），但《三国志》注引《魏略》里说，西汉末年已经有“浮屠教”（就是佛教）的消息传到中国了，只是那会儿还没成气候。公元1年前后的中西交流，为后来佛教传入、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融合铺了路。
所以别以为公元1年的汉朝“闭关锁国”——它是个“开放的帝国”，通过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瓷器、铁器卖到西方，又把西方的物产、文化、技术带回来。这种交流比张骞时代更隐蔽，却更实在，影响也更长远。
公元1年的纪年之争，本质是历史话语权的“争夺战”
为啥我们现在要用“公元纪年”标中国历史？为啥要把“公元1年”当西汉末年的坐标？这背后其实是历史话语权的“争夺”。
受西方中心论影响，很多人习惯用西方的“时间标准”看中国历史，比如把“公元前后”当“古代和近代”的分界线，把“鸦片战争”当“中国近代史开端”。可实际上，中国历史有自己的“脉络”，有自己的“时间节点”——夏朝建立（约公元前2070年）、秦朝统一（公元前221年）、唐朝盛世（公元7-8世纪）、宋朝经济繁荣（公元10-13世纪），这些才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拐点”，跟“公元纪年”没必然关系。
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纪年法比西方的公元纪年更科学、更灵活。比如干支纪年，60年一个轮回，从夏朝用到现在，没断过；比如年号纪年，从汉武帝开始，每个皇帝都有年号，有的皇帝有十几个年号，像唐高宗有14个。这种纪年法不光能标时间，还能反映皇帝的统治时期、重大事件，比公元纪年含有的“历史信息”多得多。
现在我们用公元纪年，是为了方便国际交流，但不能忘了中国历史自己的“时间线”。比如说到“公元1年”，不光要知道是汉平帝元始元年，还要知道这一年汉朝在搞制度改革、在跟西域交流、在发展经济；说到“公元前221年”，不光要知道是秦始皇统一六国，还要知道这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开端，是“中央集权制度”的起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懂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和“连续性”。
所以别再被“公元前后”牵着走——中国历史不是西方“时间坐标”上的“附属品”，它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精彩”，有自己的“传承”。从夏商周到秦汉隋唐，再到宋元明清，中国历史的“时间线”从没断过，这才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比任何“公元纪年”都值得我们骄傲。
参考资料：
《汉书・平帝纪》（汉・班固）
《汉书・西域传》（汉・班固）
《自然史》（古罗马・普林尼）
《中国古代纪年法研究》（张培瑜）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林梅村）
《格里历的起源与传播》（江晓原）
《西汉末年社会改革研究》（王子今）
《汉代对外关系史》（余太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