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入《三字经》
“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刘晏，是一个进了《三字经》的人物，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文化名人了吧。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人。南华县在今山东东明，天宝之前南华县叫离狐县，所以刘晏有个著名的老乡，就是英公李 勣。李 勣是唐朝最出色的军事天才之一，刘晏则是唐朝最出色的经济天才，没有之一。
唐代科举很盛，甚至有专门针对儿童的“童子举”。按照制度，凡是十岁以下的儿童，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等，就算中举。成绩合格的，给予出身，就是给予做官的资格；成绩好的，甚至直接可以做官。虽然十来岁的孩子做官很吓人，倒也体现了不拘一格的精神。可见唐代人就是比较开放，比较有创意。
刘晏七岁举神童，就是说他七岁的时候考中了“童子举”，相当于今天的少年大学生。
有人考证，这年刘晏应该有十岁了。
《新唐书》记载，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去泰山封禅，路经刘晏的家乡。才八岁的刘晏写了一篇歌颂封禅的《东封书》献给玄宗。 皇帝让宰相张说去试试此子才情的真假。宰相回来向玄宗皇帝禀报说：“这是国瑞啊！”张说本人就是大才子，能得到他这样的评价，那刘晏之才自然非同小可。神童刘晏，名震一时。
其实中童子举难度并不算特别大，基本上靠死记硬背，就是熟读一部经书，大概能通讲即可。但是写就一大篇文章，那就是需要良好的文学能力了。如果没有相当的功底，而且对知识融会贯通，是很难完成的。
“彼虽幼，身已仕。”《新唐书》说刘晏是做了太子正字，《旧唐书》说是秘书省正字，二者差了一阶，前者是从九品上，后者是正九品下。
正字是童子举出身授官时最常见的官职。因为这个官是不需要处理政务的，其职责是“刊正经史子集四库之书”，类似于今天的校勘人员。说白了，就是让他们待在图书馆继续读书，为国家储备人才，将来可以大用。
正字算是个闲官，有一次宰相张说跟他开玩笑说：“你既然做了正字，那你正得几字啊？”小小年纪的刘晏回答：“天下字皆正得，唯有‘朋’字未正得。”让张说大感惊异。所谓“朋”字未正得，暗指朝廷中朋党现象严重，宰相张说应该负责。刘晏以此来讽谏张说，所以张说觉得刘晏人虽小，但胸怀很大。
唐代中童子举的人，不在少数，但后来成名的，却是寥寥，正应了那句话：“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比较出名的还有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高宗时候有个员半千和他孙子都中过童子举；开元年间的裴耀卿也中过童子举，而且此人在财政经济方面，还算是刘晏的前辈老师呢。
刘晏大概是唐代神童中最出名的一个了，而且他对大唐的独特贡献堪称无人可及，因为他是大唐最低谷时候的钱袋子。
刘晏以神童出名，小小年纪就在朝为官，而且是被玄宗亲自发掘出来的人才，所以有时候会得到不一般的待遇，比如可以到宫中游玩。刘晏还常到内宫去，获得了大家的喜爱，宫女常将花果扔到他怀里呢，可见刘晏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孩子。
有一次，玄宗在勤政楼前盛设乐舞和百伎杂耍，就特地让他到楼上观看。此时，一个叫王大娘的杂技高手正在表演百尺高竿的节目。就是将一根很高很粗的竹竿竖着扛在身上，上面装有木山，比喻瀛洲、方丈等仙山，还有一小童在上面钻来钻去，算是神仙。玄宗让他写首诗，他应声答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意思是说，这么多表演，只有长竿最好看，没想到女子这么有力气啊，竹竿太轻，所以还要让人爬在上面呢。这首诗不算很出色，但颇有童稚之趣，引得玄宗哈哈大笑。
这个故事中，有个特别有趣的细节，说是当时杨贵妃也在场，她也很喜欢刘晏，甚至让他坐在了自己的膝盖上。贵妃喜爱幼童，这样一个颇为亲民的故事，但可惜是假的。刘晏出生在715年（也有人认为是在716年），而杨贵妃生于719年，刘晏比杨贵妃年纪还要大一点。杨贵妃入宫的时候，刘晏已经是二十几岁的大男人了。当然，如果这个贵妃换作武惠妃，倒也不是不可能。
刘晏的仕宦之途起步虽然早，但走得并不顺利。一直到天宝年间，经过数次迁转，他才做到了县令。首任是夏县县令，他从来不催督税收，但夏县的赋税从来都没有拖欠过。对催税这样一个老大难问题，刘晏对付起来却如此轻松，初步展示出了他超强的理财能力。
唐代的低级官员在满一任之后，必须空缺几年，然后才能得到一个新的任命，这叫“待选”。县令这样的品级，任满可能会空缺好几年。如果中了制举，则可以立刻再授官，堪称一个升官捷径。
不久之后，刘晏中了“贤良方正”的制举。制举也是科举的一种，只不过并非像进士科那样每年都有，制举都是临时性的，同时也是开放性的—官员也可以应举，如果能考中，会得到提拔，或者缩短待选时间。 中制举之后，刘晏还是被任命为七品的县令，来到温县。对此他仍是愉快赴任，而且做了很多有利于百姓的事，以至于老百姓要给他立德政碑。
这几次出色的成绩，让刘晏得到了提拔，他回到朝廷后，被任命为侍御史。侍御史属于“清官”，这等于说他的仕途开始进入了快车道。
但是，就在刘晏准备在官场上大展身手的时候，意外来临—安禄山发动叛乱，唐朝上下一片混乱。官员也和老百姓一样，开始逃难，最多的是逃往南方。刘晏也逃往了襄阳，在避难襄阳期间，他还得到过一次意外做官的机会，不过这是一个坑，因为给他封官的是永王李璘。
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的时候，在成都的玄宗并不知情，他还任命了另一个儿子永王李璘去南方征集军队和物资。永王李璘趁机大肆招兵买马，准备给自己拉起一支队伍。李璘拉拢了不少人，其中就有著名诗人李白，李白等这个做官机会已经很久了，二话不说就上了贼船。刘晏虽然也被力邀，但他非常坚决地推辞了。这位理财天才显然比浪漫的诗人头脑更清醒。
刘晏虽然是神童，但他的才能显然不在写诗上。他留下的诗，除了上面那首《王大娘诗》，还有一首所谓的《享太庙乐章》应制诗，味同嚼蜡：
汉祚惟永，神功中兴。夙驱氛祲，天覆黎蒸。
三光再朗，庶绩其凝。重熙累叶，景命是膺。
不过，刘晏是最好的理财专家，又何必一定要写好诗呢？他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理财能力天下第一。若不是因为他后来的成就，他对大唐中兴的巨大贡献，仅凭七岁神童一事，他的名字应当是入不了《三字经》的。
才华初现
刘晏在官场上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皇帝。玄宗时期，他以神通出名，然后蛰伏；肃宗时期，则是他崭露头角之时。
杜甫也是房琯的好朋友，当时他得了一个拾遗的职位。官品不高，却属于“清官”，非常有前途。
至德元载（756），刘晏重新回到朝廷做官，这时候他的朋友房琯是宰相。 刘晏不仅继续担任侍御史，还兼职度支郎中，这是他第一次掌管财政事务。度支郎中是掌管天下财政支出的，责任重大。尤其是当时政局不稳，财政更是头等繁忙而重要的大事。
刘晏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此时整个大唐的财政状况已经远远偏离了正常轨道，一片混乱。为了搞清楚地方真实情况，刘晏刚一上任，就直奔江南去考察。因为此时江淮地区是国家财政的基本来源地，是首要之区。刘晏亲赴江淮地区，很能体现他的务实态度和掌握一手材料的工作作风。后来的盐铁使王播说过：“刘晏领使时，自按租庸，然后知州县钱谷利病虚实。”说明刘晏亲自去考察地方的具体情况，各种数据一清二楚。这是做好财政工作的前提。王播说这些话，说明刘晏为大唐财政官员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工作经验和一套工作准则。
唐朝的江南地区虽然经历了好多次兵灾，但杭州都很幸运地躲过去了，这大概也是杭州后来能够崛起的重要原因吧。
这次去江南，刘晏还临时客串了一回地方长官。江南也出了乱子—永王李璘公开造反了。当地的采访使李希言就地让刘晏去临时代理余杭太守。刘晏到了杭州后，积极防御，召集当地义兵，坚壁清野，有效抵挡了叛军的侵扰。
房琯是个书呆子，食古不化，居然照搬古代的火牛阵来对付叛军，结果是一败涂地，损失惨重。 彭原郡就是宁州，当年狄仁杰就当过宁州刺史。
刘晏干得很出色，但他还是被贬官了。因为在官场上，很多时候并不是只看个人才能。此时房琯因为打了大败仗而被撤掉了宰相，刘晏也受到了牵连。 刘晏因此去遥远的彭原郡当了太守 ，随后在很短时间内又连续做了陇州刺史、华州刺史。可以看到，其位置是逐渐向长安靠拢的。这个时候，朝廷实在是太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了。
朝廷再次遇到财政困难的时候，刘晏自然被人记起了，于是他被任命为河南尹。但刘晏其实管不了河南地界的事，他要管的是漕运。当时洛阳城还在史朝义手中，史朝义的军队还占领了运河边上的宋州，所以南方物资无法通过运河运到北方，漕运船只能沿长江，再经汉江上溯到达关中。刘晏身为河南尹，只能在洛阳下面的长水县办公。长水位于在洛水上游，可以通达汉江流域。可见，刘晏实际就是掌管大唐漕运的“转运使”。
任务出色完成后，刘晏不仅升任京兆尹，还兼职户部侍郎，专判度支，负责度支、铸钱、盐铁等方面事务。这些都是实权职位，责任也很重大。刘晏很明智地将京兆尹的事务都交给属下张群、杜亚处理，自己只是“综大体”，对属下“不苛”，就是不苛求小毛病。他将主要精力放到了擅长的财政事务上。这又体现了刘晏的善于管理的特点，一是会用人，抓大放小；二是专注一项工作。另外，这也反映了刘晏并不热衷于权势（京兆尹的地位更重要），他只想把事情做好。虽然刘晏和文学之士、经学之士走得很近，关系很好，但他做事风格上，他似乎更接近“吏干派”官员，非常有实干精神。
但在肃宗末年，他再次被诬陷贬官，当了通州刺史（今四川达县）。不过，这次贬官时间更短，马上到来的代宗朝，正是刘晏盛装出场，全面施展才华的辉煌时期。
奸臣与忠臣
很有趣，也很诡异的一个事实是，刘晏在被贬官之后，代替他的是元载；代宗朝刘晏受到重用，又是元载推荐的；再后来，刘晏受命审讯元载；元载被杀后，刘晏受到杨炎痛恨，被报复丢了性命。刘晏与元载可谓是“相爱相杀”，一生纠缠。史书上明确提到元载“素与刘晏相友善”，刘晏自己给元载的书信中，也说“相公终始故旧”。但在后代历史记载的人物谱系中，两人是分属不同集团的。刘晏是忠臣，元载是奸臣，而且是大名鼎鼎的奸臣。
唐代宦官娶妻是很常见的，李辅国的妻子还是肃宗皇帝赐婚的呢。唐代宦官也有很多儿子，当然是干儿子。这些干儿子也基本上都是小宦官。所以，唐代的宦官也构成了各种家族，和普通士大夫一样。
说元载是奸臣是有道理的，他本人是抱着李辅国的大腿爬上来的。元载和李辅国搭上关系，是因为李辅国的妻子。 李辅国的妻子姓元，正是元载的本家。在李辅国的帮助下，元载做上了宰相。后来代宗继位，元载又暗中帮代宗整倒了李辅国。
元载和刘晏的交往，则早在肃宗初年。刘晏去江南督催租庸赋税时，元载就在江南，是李希言的副手。当时两人同为李希言下属，肯定打过交道。事实上，刘晏绝对不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他的交际能力非常强。
历史上的奸臣，其实大都是有才之人。佞臣是指那些靠拍马屁得宠的人。
元载是奸臣，但不是佞臣，他其实是个很有吏干的人才。 他得到肃宗的欣赏，就是在做度支郎中的时候，所以刘晏被贬官后，元载接管了财政大权。不过元载在理财方面的能力毕竟不能与刘晏相比，甚至很快就犯下了大错。
古代征收赋税向来是个大难题，每年总有不少应收的赋税会被拖欠，收不上来。正常情况下，过了一定期限国家会下令免除。这也算是给穷苦百姓一点活命的空间吧。
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元载的思路放在了扩大赋税的征收量上面。因为安史之乱中，江淮一带没有遭到严重的兵灾，老百姓比较富裕，可刮的油水比较多。于是元载打算在江淮一带追查“逋税”，即之前老百姓拖欠的国家赋税，而且一口气要追查八年，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 这种政策显然会遭到严重抵制，但地方上为了执行命令，采取了几乎算是掠夺的方式。他们先组织起一些豪吏到百姓家查看，只要有粮食绢帛的人家，就派一堆人包围起来，然后计算家产，一般都直接取走一半，多的甚至取走十之八九。遇到不服的，就严刑伺候。这哪里是征税，简直就是明晃晃的抢劫啊！
这个政策执行不到一个月，江淮地区的人就纷纷聚众造反了，而素来少有军队的南方也无法制止和镇压，形势眼看着要恶化。而且一旦形成大规模叛乱，唐中央甚至有失去江南财赋之地的危险。
在这危急时刻，元载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刘晏，于是将刘晏召回来，官复原职，京兆尹、户部侍郎，当然还有一大堆的财政使职，都复职了。此后，刘晏一直牢牢地掌控着唐朝的财政大权，为唐朝创下了一个又一个财政奇迹，堪称大唐真正的钱袋子。
刘晏的传记中记载了这个报告，这是一篇非常著名的经济思想方面的论文。
不得不说，在刘晏创造这些财政奇迹的时候，作为宰相的元载是他最大的靠山，为他所有这些政策、措施的切实实施，起到了协调、保护的作用。比如刘晏要实施漕运改革的时候，他就将所有计划先报告给元载。 后来，刘晏被牵连贬为太子宾客，但元载迅速让他重新出来主持财政经济大局。元载和刘晏，是一对官场上的好搭档。
大历十二年（777），一贯信任元载的代宗突然将他下狱，并且派了刘晏去审问。耐人寻味的是，刘晏推辞说他一个人不敢审这么大的案件。于是皇帝一口气派了七个人来审。而且，当时所有质问元载的问题，都是宫中直接传出来的，史书上明确说“责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临诘阴事，皆服”。也就是说，代宗直接掌控着整个审判过程。刘晏等七人是表面上的审判官，不过是个摆设而已。代宗之所以让刘晏当主审官，不排除让他和元载划清界限的意思。所以，当时人和后来史书上，都把主审元载这件功劳记在了刘晏头上，造成刘晏害死元载的假象。这给刘晏埋下了一颗后来被人“复仇”的种子。
虽然元载确实不是好人，而刘晏确实是个好人，但刘晏内心可能是很不情愿去主审元载的。忠奸是不是自古同冰炭？也许在历史书上、在戏曲中，从来都是这样的。但对刘晏来说，恐怕多半不是如此的吧。
顶着忠臣形象的刘晏，却有一个长期“行贿”的坏习惯。在宦官程元振倒台的时候，刘晏也被贬官，理由就是他和程元振交通。可见，在程元振得势的时候，刘晏没少跟他套近乎。事实上，有大量权贵官员都收到过刘晏的贿赂。用金钱来解决问题，对刘晏这个经济高手来说，正是本行。元载被抄家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细节，他家胡椒有十八石之多。或者这里面就有几石是来自刘晏的呢。
刘晏与元载，或者程元振等人交往，反映了刘晏与达官显贵们的关系，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行贿受贿建立起来的，无须讳言。但这其实反映了刘晏做事的特点，不纠结立场，而是广结人脉。而广交朋友的目的，则是在于下好全国财政一盘棋。
漕运新局面
刘晏虽然受程元振的牵连而被贬官，但很快就又重掌财政大权—“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如故”，实在是因为朝廷真的离不开他。
开元盛世时，斗米不到二十钱。
此时安史之乱刚刚结束，全国整个经济财政都很糟糕。特别是长安和关中地区，京师米价每斗至一千钱 ，甚至官府也没有第二天的粮食，禁军的粮食都靠老百姓“挼穗以供之”，就是将还没成熟的稻穗都弄下来吃。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亟待解决！
刘晏认为解决粮食问题，关键是要解决漕运问题—把南方的粮食顺畅地运到关中。而要解决漕运，就必须去现场考察。于是广德二年（764）三月，他再次亲自南下，沿着漕运路线走了一路，也考察了一路。他不仅考察自然状况，如河流、堤堰等，还考察地方州县的状况，如人口分布、差役船工等。然后，他给元载写信分析了当前漕运状况，并提出解决方案。
他的解决方案，既宏观，又具体。宏观就是全面周到，通盘考虑；具体就是细节问题都考虑到了，因地制宜，不一刀切。他的解决方案分四个部分。
一、解决漕运的基础—保证水道畅通
在北方，修整河道主要是针对汴河（从淮河通到汴州）。这段河道受到黄河水的影响，泥沙淤积，此时已经湮塞相当严重，所以要大力疏浚。
在南方，刘晏也做了很多修整。如当时在润州（今镇江）以南的运河边上，有一个练湖。这个湖周长有四十里，规模较大，并与运河相通，能起到补充运河水源的作用。但后来大片湖面被本地百姓围湖造田了，面积大为缩小。于是刘晏特别给宰相提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宰相给当地刺史发布一个禁令，不许再围湖造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报告中，刘晏除了提到运河的问题外，他还提到保证练湖的规模对于百姓有诸多好处，一是灌溉，二是泄洪，而且这些议论后面都附上了很具体的数据做证明。
这个细节反映了刘晏做事的风格，要追求“双赢”。关于运河，历来都有“灌溉派”和“漕运派”的争论，是先照顾农田用水，还是先保证漕运的水位？这是个难题。而刘晏在处理问题时，既保证了漕运的需求，同时也照顾到地方用水的利益。刘晏考虑的，不仅仅是他职责有关的范围，还考虑到了整体利益。这种心胸，绝对是宰相之才啊。
二、解决漕运的运输工具—造船
基本方案是分段运输，不同的水路，使用不同的船只。漕运路线中，经常要利用自然江河，但不同的河流，水文情况也不同，深浅、宽窄、水量、含沙量等都不一样。若是用一条船从头运到底，很难适应不同水情，容易发生翻沉、搁浅等事故。船一翻，整船粮食都没了，损耗很大。为此，刘晏在各地广建造船厂，根据不同水道的情况分别制造不同的漕船，分段运输，不同段的衔接处则设立仓库周转。长江的漕船不入汴水，只达扬州；汴水的漕船不入黄河，只达河阴；黄河的漕船不入渭水，只达渭口。虽然增加了上下搬运的功夫，但从整体来看，还是大大提高了效率的。分段运输这个主意并不是刘晏原创的，“知识产权”应该归于玄宗时候的财政大臣裴耀卿，刘晏是继承和发扬了裴耀卿的创意。刘晏的原创性贡献在于船只的建造。刘晏并不是建船专家，但他的造船理念，却会让人不由得感叹他的想象力和气魄。
首先，建造船厂，他采用了承包法。建立十个造船厂，就挑选十人全面负责，“竞自营办”。造船人员全部选雇，造船的费用全部由国家提供，相当于官资民办。
其次，刘晏对造船成本提出了独特见解，即“每造一船，用钱百万”。要知道，当时造一艘船的费用远远不到一百万，大约只要十分之一。所以，他的建议立刻遭到众人一致反对。但刘晏坚持说：“不然。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创置，须谋经久。船场既兴，即其间执事者非一，当有赢余及众人。使私用无窘，即官物坚固，若始谋便，安能长久？数十年后，必有以物料太丰减之者。减半，犹可也；若复减，则不能用。船场既堕，国计亦圮矣。”刘晏的意思是，治理大国，就不能小气。凡是创置东西，都要把眼光放远。既然开办了船场，那方方面面牵涉的人可不只是一个负责人啊！一定要有足够的赢余，能够满足众人（让大家都有从中获利的空间），那么官船自然会有质量保证。假若一开始就想着如何俭省，又怎能长久呢？我料定数十年后，一定有人会减少成本，觉得一半就足够了。到那个时候，船就不可用了啊！
果然，刘晏下令造的船只都非常坚固，一直用了五十多年。但之后再造的船，就真的不行了。刘晏不幸言中了！道理也许不难懂，但真的敢这么做的人，却太少了。这就是刘晏的难以企及之处。他不仅目光长远，对人性洞察也很透彻，而且就这份气魄来说，几人能及？
三、解决漕运的人员问题—雇人
刘晏用雇佣的方法解决了劳动力问题。漕运是朝廷的事务，其运输所需的船工水手这些都是通过徭役的方式来解决的。其征派过程自然是弊端重重，百姓苦不堪言。而且，此时运河沿岸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受兵灾，人口稀少，难以征派。
纲，就是一组运输船队。比如宋代的花石纲，就是用一组运输队来运送花石。生辰纲也是这个意思。
刘晏的解决方案是一揽子计划。漕船由军队负责押运，十艘漕船为一组，这就是“一纲”。 如果十次运输安全无误，押运官兵就可以得到奖励。若是需要使用民工，一律改为“和雇”，就是在自愿的前提下由政府出钱雇人。
这样，提高了效率不说，还大大减轻了沿岸百姓的负担，这可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就是沿岸官吏，对此也大大欢迎。对于刘晏的这个创举，时人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奇迹，“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
四、解决漕运的经费问题—盐铁支持
造船、雇佣，这大量经费又从哪里来呢？费用问题也是由刘晏解决的，他绝不会摊派，也不要国家额外支出。这个费用，就从盐铁收入里面出。因为刘晏还兼着另外一个使职—盐铁使。刘晏就像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板，可以在不同的子公司之间进行资源的调配，于是整个集团运行良好，盈利丰厚。
这个使职和户部使、度支使，共同组成了唐后期三大财政使职，到了宋代，就合称“三司使”，号称“计相”。
正因为刘晏开创了这样的模式，所以唐朝的转运使和盐铁使这两个本来不太相干的使职照例互兼，于是出现了“盐铁转运使”这样的使职名称。
总之，经过刘晏的大力整顿，漕运效率大大提高，南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保证了首都和前线的需要，昂贵的米价跌落下来，社会的安定也有了保障，危机终于度过了。当第一批船队到达长安时，代宗皇帝非常高兴，派出皇家卫队和皇家乐队到渭水桥上去列队欢迎，并对刘晏说：“你是我的萧何啊！”
刘晏开辟了漕运的新局面，也成了后来所有漕运主持者的榜样，后人基本上都以他的法度为准。虽然后来有时候运输的粮食货物规模超过了刘晏，但大家还是一致认为，刘晏才是真正的漕运第一功臣。
盐铁新篇章
要说刘晏最大的贡献，还得数他的盐业新政。因为盐业新政深刻地改变了古代财政的组成结构。这个改变，不仅对唐代有巨大意义，甚至也深刻影响到了后面所有的朝代。
通过盐业来获得财政收入，早已有之，并不是刘晏的发明。汉代著名的《盐铁论》，就是专门讨论盐铁专卖政策的。甚至就是唐朝的盐业新政，也不是从刘晏开始，而是由第五琦开创的。刘晏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将别人的创意发展完善，并真正获得巨大的利益。这也反映了刘晏有远高于一般人的经济才能。
唐前期的国家财政，主要依靠租庸调，也就是直接出自农民，商税之类的比例很小。一来整体商品经济不发达，商品总量不大，二来商税很轻。
唐前期的盐业生产，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山西等地的池盐、四川的井盐、沿海地区的海盐。池盐多是官营为主，而井盐则缴纳定额税，出产海盐的沿海州，每年直接交纳海盐二万斛—这相当于交纳定额的实物税。
玄宗时出现了征收商业贸易税，其中就包括盐。如果是大宗盐的买卖（零售的盐买卖不收税），“量除陌钱每贯二十文”，一贯是一千文，那盐税就是百分之二。这个数额还是很小的，完全不引人注目。早在开元十一年（723）就已经有人提议，要将盐业都控制在国家手里，以获取高额利润。不过，财政状况不是太困难的情况下，这种“与民争利”的建议往往无法得到太多支持。
除了战争带来的人口减少外，户口脱离了地方户籍控制也是重要原因，逃户很普遍。代宗的时候，户部上报的全国户口统计数是三百多万户，只有天宝时户口（九百多万户）的三分之一。这并不是说真实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而是统计在册的户口大为减少，甚至只是上报到中央的户口数减少，地方手里还是有数的。
安史之乱开始后，国家财政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的租庸调模式已经撑不住了，因为户口在迅速减少，一年赋税收入也直线下降为只有400多万贯。 此时，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财政开支却直线上升。这一减一增，国家财政明显入不敷出，几乎已经破产。完全靠老路子来维持国家财政，显然不行了。
实际上，地方上早就实行了许多新的政策来增加收入，这其中，盐利无疑是很容易被关注到的。最开始的盐业改革由盐铁使第五琦主持，他全面推行了食盐专卖制度—榷盐，就是对盐实行国家专卖，获取垄断利润。
第五琦在产盐区普遍设立监院，专门负责盐务工作。第一，监控盐户的生产，每个盐户都有规定的生产定额，而产品全部由官府定额收购。第二，将食盐加高价后再由官府统一组织运输和销售。简单说来，第五琦的办法就是民产、官收、官运、官卖。除了生产这一环节由专职产盐户（亭户）负责以外，其他收购、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全由朝廷盐务部门垄断经营。这样，国家就可以定下垄断价格，获得垄断利润。所以，食盐的价格原来是每斗十文铜钱，现在则在此基础上加价一百文，变成了每斗一百一十文。
但这样的模式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因为庞大的盐务垄断部门自己就吞噬了大部分收益，国家每年从盐获利不过60万贯。这个数额，相对于之前的盐利，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对于缓解全国性的财政危机来说，属于杯水车薪。
刘晏接替第五琦主管盐政后，做了非常巧妙的改革调整，虽然只是“完善”了第五琦的方法，但从效果看，却不啻于一次革命，定下了此后千年的盐政基调。
刘晏的改革针对的是销售环节。在生产和统购这两个环节，依然是民产，官购，但之后的运输和销售环节，就让商人参与进来。也就是国家收购了盐后，加价转卖给盐商，而盐商在缴纳盐款和盐税后，由他们自行组织运输和销售。这样，统购统销模式就变成了统购分销模式。
这一模式转变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首先，国家可以精简大量盐务机构和工作人员，经营成本大大降低。国家固然是和盐商分割了利润，但总体来看，成本也还是大大降低了。因为商人逐利，让商人贩盐，效率比官府高得多。国家出让一部分利润，就可以大大降低经营成本，这是非常划算的。
其次，有利于扩展食盐的销售网络，方便民众购买。原来的官营模式中，盐的销售点是固定的，虽然也有网络，但绝对不可能很细致深入，老百姓购买很不方便。而商人逐利，无所不往，盐商会主动地跑到各个地方去卖盐，不怕山高路远，也不嫌弃利润微薄。这样，一个细致的销售网络也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
第三，多方获利。这一体系中，盐商成了获利巨大的群体，自不必说。另外，刘晏还想方设法让盐户增产，比如组织官府给他们提供煮盐工具；又比如随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发出指令，让官吏去指导盐民，非常勤快，关心程度“倍于劝农”。这样，盐民必然获得更多的收益。总之，刘晏让各方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实际上，一举多得的“双赢”思想，几乎是刘晏经济思想的核心。
相对于第五琦的官方垄断模式，刘晏的“官产商销”模式非常先进。关键在于刘晏引入了市场机制，在几乎没有什么商品经济的时代，在对商人、商品都带有明显歧视的时代，刘晏敢于引入市场机制，这完全应该归功于他超越时代的智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晏很注意对“食盐市场”的保护。他请求朝廷颁布法令，禁止地方官吏再向盐商另外收税；还在淮南淮北等交通枢纽设置了十三所巡院，专门打击走私。这大概是最早的缉私机构了。
从表面上看，刘晏保护了商人利益。实际上，刘晏这是用法律来保护市场的完整性，避免受到行政的干扰。只有在这样的市场，他的措施才能发挥作用。有理由相信，刘晏对于“商品和市场”是有着很深刻的理解的。
当然，刘晏并不是市场万能主义者。市场，或者说商人的经营活动，既然是自由的、自主的，那么市场、商人的行为和后果，有时候就是无法控制的。比如说产品供不应求的时候，商人可能就会哄抬价格，伤害百姓的利益。又比如，尽管商人构建起了食盐销售网络，甚至能深入偏远乡野，但这是建立在有利可图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利润，或利润实在太薄弱的话，那他们也不会去的。因此，盐的销售肯定也存在一些“被遗忘的角落”。
针对这些问题，刘晏又做了相应的布置，他建立了食盐常平仓。就是在产盐区和交通要道设立了许多盐仓，由官府储存相当数量的食盐。其作用有二。一是调节盐价，当市场食盐供不应求、价格过高时，官府就可以抛出低价盐平抑物价。有一次，供应京师食盐的河东地区因为久雨成灾，食盐严重减产，于是长安盐价上涨。刘晏立即从外地盐仓中调食盐三万石入京，迅速平抑了上涨的盐价，“自扬州四旬至都，人以为神”。二是卖平价盐，这是专门针对那些盐商不愿去的偏远地区，有“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的效果。
刘晏一方面通过食盐获得巨利，另一方面又照顾到了百姓的利益，所以他虽然也从食盐中获得了巨额财富，但不仅没有受到什么责难，反而好评如潮。这种境界，就比只顾赚钱的第五琦高明很多，甚至对我们今天也有启发之处。
经过刘晏改革的新盐政，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到他主持盐业的末期，每年经营利税等达到了600万贯，是第五琦时期的10倍以上。这对缓解国家财政困难，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更重要的意义是，经过刘晏之手，食盐这个小东西居然改变了中国传统财政收入的结构。中国是个农业国家，财税收入大头向来都来自农业。但刘晏改变了这一传统，他的改革，让盐利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甚至一度占据半壁江山。也就是说，盐利—来自手工业和商业领域的赋税收入，已经堪与农业赋税平起平坐了。这无疑是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
刘晏通过卖盐来获得巨利，实际上最后的税费承担者还是老百姓。但刘晏的这种榷盐模式是一种间接税，国家通过商人之手间接从百姓手中获利。在当时人眼中，这就成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奇迹。
表面上看，也许会觉得这是一个巧妙的“骗局”，但仔细分析就发现没那么简单。刘晏的榷盐，也是一种消费税，是一种更加公平的税收模式。盐是必不可少的日用消费品，每个人在吃盐的时候，实际上都交了税，都为国家财政做了贡献。百姓买盐，都是自愿行为。虽然盐价上涨，也会导致一些贫困的人“淡食”，但起码在盐价面前，大家还算是公平的。所以，史书上说“人无厌苦”。相比之下，那些直接征收的赋税，如租庸调等，可谓弊端重重。很多有权有势的人家，会通过各种方式来避税，从而让赋税分摊到了下层的百姓身上。
刘晏虽然能赚钱，但他的目标不仅仅是赚钱，而是让社会处于多赢的状态，这恐怕是刘晏的改革没有受到非议最重要的原因吧。
“理财常以养民为先”
刘晏主管经济后，非常漂亮地解决了政府缺粮（整顿漕运）、缺钱（改革盐法）的问题，也给后世留下了很好的参考。但这个成功绝对不是偶然，不是靠运气撞出来的。刘晏的制度设计背后，有他深刻的理论和超前的意识。他的经济理论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理念，一句话，而是一整套经济理论体系。刘晏的经济思想，不仅是金钱意义上的经济概念，而是广义的经邦治国、经世济民，也就是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谋利益的意思。
基于这样的“经济”概念，刘晏经济思想的第一条就是整体观念、全局观念。刘晏在考虑任何问题的时候，都是从国计民生的高度来看，从全国、全局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在他向元载提交的整顿漕运的报告书中，明显可以看到其思路、视野并没有局限于运输问题，而是全面考虑了漕运带来的各方面影响。关于漕运的积极意义时，他认为有四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减轻关中地区人民过重的负担；二是有利于东都洛阳这个中心城市的恢复重建；三是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巩固国防；四是有利于整个漕运沿线地区经济的发展繁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便是如此了。
刘晏经济思想的第二条，是“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先贤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短短八个字，清晰地说明了“民”与“邦”的关系。当时，在刘晏主管的地区，户口增加了二百万，而其他地区并没有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增加了人口却没有上报）。但是上报户口的工作，是由地方州县来做的，刘晏并不能插手。这说明，他的功劳是实实在在的，绝对不是靠做假账做出来的。
刘晏经济思想的第三条，是“二胜”理念。“二胜”，就是双赢。如果说前两条不算原创，是古已有之，那么“二胜”思想可谓非常超前的创新了。
刘晏在一千多年前就通过赈灾安排明确提出“双赢”思想，是个奇迹。在古代的财政问题上，百姓交纳，国家收取；在赈灾问题上，则是国家支出，百姓收取。所以在这里，国家和百姓，是对立的两方面。百姓得利，国家财政就会紧张，反之亦然。但这样对立的两方面，在刘晏眼里，照样可以做到“二胜”。
其实刘晏的赈灾方法也很普通，古已有之，就是设置常平仓。他认为“王者爱人，不在赐予，当使之耕耘织纴”，就是说，国家爱护人民，不是靠赈灾的时候赐予钱物，而是保障百姓能正常地生产，然后在丰收的年份收取部分粮食，储备起来，在荒年的时候拿来赈济灾民。这就是一种“保险”，是国家主持的一种社会保险。到刘晏晚年，各州储存的粮食一度达到三百万斛，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仅是这一项，就为唐朝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减震器。刘晏的下属不由感叹说：“岂所谓有功于国者邪！”
刘晏的高明之处，更在于他对赈灾的具体操作。他先是分析了以往赈灾活动中的误区。以往赈灾，都是直接发放物资给百姓，这种做法其实会带来很多弊端—赈灾量少了，“不足以活人”；赈灾量大了，“则阙国用”，如果国用不足，又反过来加重税赋，同样把压力给到了百姓。此外，赈灾过程中也不能完全避免官吏串谋、侵吞之事，“吏下为奸，强之过多，易其杂货”。这种赈灾的结果，就是“二害”，国家和老百姓都受损失，是“双输”。
刘晏的做法是“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
一是做好预防。每当地方州县出现了荒歉的苗头，就早早地开始准备赈灾计划，调配物资，统计赈灾对象。灾荒刚开始，就按部就班地施行计划。这就像一个善于治病的医生，要提前做好预防，而不是让病人奄奄一息了才出手治疗。到那时，病人就是不死也脱层皮。
二是引入市场机制。首先，在灾区保证充分的粮食供应，同时开放粮食市场。这样，粮食自然就会通过买卖方式流通到所有地区，不至于出现堵塞的现象。其次，受水旱灾害的村庄，最缺的是粮食，但其他的物产还是有的。所以，政府运平价粮去灾区卖，而农民可以用当地的土产杂货来换。那些土产杂货，或者政府自用，或者运到其他地方卖掉。这样下来，既解决了灾民的困难，也使国家财政不至于紧张。
这本书是在刘晏冤死后，他的老下属（以陈谏为首）集体写的纪念文集。在书中，他们不仅赞扬了刘晏的巨大贡献，也阐述了刘晏的一些重要经济思想，是很珍贵的文献。
“二胜”思想，具体见于《彭城公故事》 。这是刘晏的老下属为上司辩护的一部著作。他们是刘晏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为其著书扬名，其实也是在推广一种崭新的经济理念。这份苦心，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去细细体会。
如见钱流地上
刘晏曾经说过一句话，“如见钱流地上”，就是我仿佛能看到钱在地上流。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朱熹曾说：“刘晏见钱流地上，想是他计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圣人说话，见圣人之心成片价从面前过。”朱熹认为这是刘晏整天在思考钱的问题，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幻觉，就像他自己每天体会圣人的语言，然后仿佛看到圣人之心一片一片地从面前飞过。这个理解倒是有趣，不过未免流于皮相。
刘晏说如见钱流地上，其实应该是他观察商品经济的一个独特感受，也是他经济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北宋沈括提出了一个“钱利于流借”的理论，就是说如果让货币更多更快地流通，那么利润也会增加。现代经济学称之为“货币流通速度”理论。当然，刘晏只是偶发一言，阐述得很不充分。但以他对市场和商品的理解之透彻，能悟出“货币流通速度”这样的理论，应该是很正常的。况且，他在货币、商业方面的成就，更能说明他是个商业奇才，比如下面这两条措施。
一个是通过铸币来稳定货币。在肃宗朝，第五琦为了解决国用不足，采取了通货膨胀的方法。他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后又铸“重轮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五十。结果货币贬值，货价腾飞，而京师几乎人人私铸。这次币制革新，不仅使得市场一片混乱，也招致民怨沸腾，非常失败。
刘晏接任后，努力填上了这个大漏洞。他允许盐商用其他物品来换盐，以物易物；接着又将这些物品换买成大量的铜、锡、薪、炭等；然后在官炉中烧制大量新货币；最后输入长安和扬、荆二州这些商业中心，使其进入流通领域。结果，币值稳定下来，物价下跌，良币驱除了恶币。他稳定了金融，准备了足够的流通货币，为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个是推行平准法，控制商品价格。平准法是汉武帝时期大商人桑弘羊的发明。刘晏推行平准法，有非常好的基础条件。他担任转运使，本来就承担为国家转送物资的任务，能解决商品各地运输的问题。他还是盐铁使，此职利润丰厚，所以手里有大量资金可供调配。但真要把“生意”做好，还需要良好的经营。
刘晏的经营思想，就是要尽快获得商业信息，抢先一步，于是他构建了一个覆盖全国的经济信息网。
这个网络首先要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刘晏手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网络，就是巡院。所谓巡院，即盐铁、转运使分布在各地的办事机构。刘晏特别做了额外的规定：各地的知院官（巡院的负责人），每十天要向朝廷报告一次区内各州县下雨、下雪和丰收、歉收等情况，朝廷根据各地汇报的情况，及时做出反应。
其次是建立一个快速信息通信网。古代的信息传递是相当困难的，不仅没有电报电话汽车火车飞机，就连马匹也很稀缺。最常用的通信网是国家的驿站。但使用驿站，就意味着要和别的官僚部门打交道，成本且不说，效率也是个大问题。于是刘晏干脆就自己办了一个全新的“驿站网络”。他用重金在各地募集了一批善于跑路的人，称为“疾足”，每隔一段路设一个站，专门负责侦查报告四方的物价情况。
这些“神行太保”的效率非常高，全国范围内的信息用不了几天就能传递到京师。然后刘晏会及时调配商品，从价格便宜的地方运到价格贵的地方去卖。可以想见，在全面而迅疾的信息网支持下，刘晏想不赚钱都难。
当然，刘晏的目标不仅仅是赚钱，更在于调控物价，避免因为价格过高或过低伤害了民众。比如粮食价格，如果过高，那买家就吃不消；如果过低，那么卖家利益也受到损失。刘晏做到了两全其美，时人予以高度评价：“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贱之忧。”
后来宋代有人也做过实验，按照刘晏的方法进行市场调节。可见，刘晏是中国经济学的先驱。
再次是控制成本。刘晏在该付出的成本上毫不吝啬，如上面说的重金招募疾足，在全国布置一个网，成本之高可想而知，但他毫不犹豫地做了；在可以缩减的成本上面，刘晏也是锱铢必较。在运输成本上，他就亲自做了细节的改进，比如从润州到扬州的扬子这段路。
从润州过了江之后，粮食要下船，然后用车运到扬子。运输费很高，平均下来一斗米要十九文钱。刘晏经过亲自考察，提出了一个新的运输方式，就是将米装入袋子中，然后用船运。因为这样就可以调节船的吃水，适应河道的变化，可以一直用船运送到扬子。这种用袋装米的做法，类似于今天用集装箱运输。改进之后，这段运输费用单价节省了十五文，也就是说，现在成本只有每斗四文。可见这个运输方式创新带来的收益非常之大。
接下来这段路，是从扬州到河阴。用原来的运输方式，一斗米费钱一百二十文。刘晏将船制为船队，十艘船为一纲。每纲配备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改进之后，成本减少了九十文，只需要三十文即可。
除了漕运之外，有时候还需要运输“轻货”。所谓轻货是相对粮食而言，就是价值高而重量轻、体积小的物品，比如绢帛、钱等。原来从扬子到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文，经过刘晏改进后，减少九百文，成本降为一千三百文。一年下来，能节约十余万缗。
除了改进运输方式外降低成本外，刘晏也很注重节约。比如他曾调运巴蜀、襄汉等地的“麻枲竹筱”等物资到运河边，编制成纤绳。而等这些物品朽腐淘汰了，还可拿来做柴薪，所以史书上说他是“物无弃者”。后人曾拿刘晏和陶侃相比，认为他俩都是能够物尽其用的典范。
可以看到，刘晏改进运输细节后，运输成本有了惊人的下降。虽然这主要是针对国家赋税转运而言，但运用到商业经营上，想来效果也是一样的。
看了刘晏的种种神奇操作，不由得让人幻想，他若是生在今天，应当也是商场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用人之道
刘晏的贡献中，不得不提的还有一条，就是培养了大批的经济人才。
刘晏自己说过“办集众务，在于用人”，做好事情，关键在人。刘晏死后的二十多年内，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征、李衡等人相继掌管财政大权，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刘晏故吏。史书上说：“其经晏辟署者，皆用材显，循其法，亦能富国云。”一方面，这是刘晏有识人之明；另一方面，刘晏通过言传身教，让这些人都成了国家的栋梁。
关于言传，今天我们无法看到刘晏的精彩言论了。前面提到过，陈谏等人写过一部纪念刘晏的文集，如果此书可以流传到今天，想必就是一本经济学经典。
说到身教，例子也很多。如元琇在主持财政工作后，“国无横敛而军旅济”，很有刘晏的风格。再如李若初，本来也是刘晏的下属，后来在地方做官。当时天下钱少货轻，所以地方州县都禁止钱出境，就是不让人把钱从自己的地盘拿出去。这种愚蠢的做法导致商贾不通，经济形势更加恶劣。李若初就上奏朝廷，要求下旨，不能禁止钱的流通。李若初这种经济头脑，显然超过了普通地方官员。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刘晏的影响。
早在刘晏做租庸使的时候，他就挑选了很多人才，任命官吏数百人之多。这数百人，就是他为以后的财政工作准备的干部人才。
刘晏挑选人才主要看重两点，一个是年轻新锐，另一个是聪明机敏。年轻人有理想，容易接受新思想，喜欢新事物，而刘晏的所作所为，几乎无一不是新鲜的思想和创意。同时，年轻人积极进取，精神可嘉。还有一点，相对来说，年轻人关系更简单。
刘晏所用者，多为士人。他自己说过：“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在刘晏看来，士人既然有爵禄，有恒产者有恒心，他们就会重视名声多于重视实际利益，士人贪污的可能性小得多；而吏员基本上没有什么升官机会，因此他们会关心“钱途”多于关心前途。所以，刘晏将“检劾出纳”等工作，一概都交给士人来负责，而吏员们只是做些例行的公事，无法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刘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世事洞明，看透了人心。士人的道德优秀，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追求，有对名声的追求。换句话来说，刘晏是“利用”了士人好名的特点，让他们来主管经济，比较放心。
从技术上来看，可能吏员比士人更加熟悉具体事务，一般来说，与经济有关的职位，往往会被歧视，不是士人所宜涉足的，所谓君子口不言利。但刘晏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这说明，刘晏在重视品质上，更先于重视能力。
这方面的例子，戴叔伦显然是最典型的。戴叔伦是唐代一位著名诗人，他本来是师事萧颖士（萧是开元之际的一位文化名人），为门人之冠，是个典型的书生文人。可是，后来刘晏主管盐铁事务，就任用他主管湖南地区的经济，他做得十分出色。有一次，地方军阀杨惠琳造反，他派人劫持了戴叔伦，威胁他说：“把钱货都给我，可以让你缓死。”面对赤裸裸的威胁，戴叔伦很硬气：“身可杀，财不可夺。”坚定地保护了国家财产。
在管理上，刘晏也有他独到之处。据史书上说，他的下属“虽数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频伸谐戏不敢隐”。虽然离得很远，但执行起刘晏的命令，都坚决彻底，如同刘晏就在眼前，就是平时的小动作，在刘晏面前也不敢隐瞒。显然，刘晏对属下的控制能力是非常惊人的，而且属下对刘晏也都非常佩服和尊敬。但有趣的是，史书上说，“惟晏能行之，他人不能也”。这很能说明刘晏此人具有的强大人格魅力和超强的手段。
讲了刘晏用的人，还要讲讲刘晏不用之人。刘晏在这方面的精彩之笔，不比他用人之道逊色。
由于刘晏能赚钱，所以他管辖的财政部门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好单位”。也就有很多权贵纷纷找他走后门，要把自己的子弟安排到刘晏主管的地方工作。刘晏的做法很有趣，他来者不拒，但只给这些权贵子弟安排非常清闲的职位，收入很丰厚，却没有实际职权。等于是花了很大一笔钱，养了一帮闲人。虽然表面上看，是损失，但他得了权贵的暗中支持，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可以想象，如果刘晏不花这笔钱，那么权贵们暗中的阻挠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刘晏很懂得变通，绝对不是个死守教条的人物。
也许有人会觉得，既然刘晏不是个道德家，那他可能也是个贪官。确实，历史上那些灵活而又才能的人，基本上都会中饱私囊，不会亏待自己。但刘晏恰恰是个例外。刘晏死后被抄了家，却发现他家里居然并无余财，只有几石米麦，这确实令天下人震惊。
对他的清廉，他的亲人更是心里有数。他有个妹夫，曾经偷偷地给他家做了一个门帘，但是好几次拿到他家门口，又退了回来，终于没有送出手。这个故事虽然小，但真真切切地反映了一个事实，刘晏是真清廉，绝对不是做表面功夫。
皇帝的防范
刘晏对于唐朝可谓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可皇帝给他的回报却不够相称。刘晏在宝应二年（762）当上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他唯一一次入相。两年后罢相贬官，随后又重新主持财政大局，兢兢业业地干了十六年。
在这十六年中，刘晏是大唐不可或缺的顶梁柱，可他的官位并不高，大历元年（766）是户部尚书，大历四年（769）升为吏部尚书，大历十三年（778）升为左仆射这样的虚职。难道他在十八年前可以做宰相，而后来十六年的功绩都不足以做宰相吗？
同其他天才人物一样，刘晏的付出是异于常人的。他每天从早忙到晚，工作时间超长，而且假日也不放下工作。每天上朝的时候，也骑在马上思考工作。而且，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当天完成，不会留到第二天。
代宗应该最清楚刘晏的价值和地位，所以一直信用他主持财政。那么，代宗是有意不让刘晏当宰相的了？这种防范，也有一定的道理。这些年内，刘晏虽然没有再任宰相，但长期担任财政使职，是朝廷的“钱袋子”。在皇帝看来，刘晏的能力如此突出，无人可及；而且他人脉极广，各路人马都有交情。这一切使得刘晏在朝廷上的地位和人望，都足以压宰相一头了，以至于史书上评论说刘晏“势轧宰相”。对此，皇帝不能不有所防范。
刘晏自己当然是忠心耿耿，不过代宗却应该一直记得他和程元振交通的事。以刘晏这样的才智、人脉，如果他有野心，那无疑会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从代宗的角度来说，压着刘晏不让他出头，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
仅就这样倒也罢了，麻烦的是，代宗还要给刘晏下套子。大历十二年（717），他让刘晏主审元载。为什么说这次审元载是个阴谋呢？
代宗皇帝表面看起来虽然宽仁明恕，但骨子里却是个阴鸷之主，玩弄权术是很拿手的。代宗朝，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元载，这三个权势熏天的宦官和一个权相，都死在了他手里，而且基本上都是用后一人之手除掉前一人，一切都在代宗的掌控之中。
除掉元载，是代宗的主意，也是他一手布置的，根本不关刘晏的事。但是代宗偏偏要让刘晏来主审。当时刘晏既非宰相，也不是掌管刑狱的官员，代宗之所以让刘晏来做这个事，除了想掩盖自己之外，可能还打算给刘晏树立一些敌人。事实上，代宗硬拉刘晏下水，果然给刘晏带来了杀身之祸。
两年之后，代宗去世，太子李适继位，是为德宗。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德宗上台，自然任用新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晏就请求辞职。实际上，早就有人公开表示，刘晏久居重任，威权过甚。不过德宗没有准许刘晏辞职，反而加任他为关内、河东转运盐铁及各道青苗使，基本上把所有有关财政的使职都加给了刘晏。从这里看，德宗是相当看好刘晏的。只不过，德宗新任的宰相杨炎，却很是痛恨刘晏。
杨炎为什么痛恨刘晏？因为元载。元载是杨炎的恩人，而且他认为刘晏也受过元载的恩惠，但却主审元载案件，这无疑是叛徒行径，是恩将仇报。所以，杨炎要为元载报仇。
杨炎文人气质很重，而且恃才傲物，性格特别偏激。有个故事也许可以说明他不顾一切的冲动性格。杨炎第一次做官，是当河西节度掌书记。当时有个叫李大简的同僚，早前曾经在酒醉之后侮辱过杨炎，杨炎一直怀恨在心。有一次杨炎找到机会，把李大简绑住后，拿铁棍猛打了二百下，血流了一地，李大简奄奄一息。
杨炎是元载同乡，而且他的文学才望也非常出众，所以元载就大力提拔他，他一时官运亨通。元载倒台时，他也被牵连而贬为小官，这已经是深仇大恨。
其实在这之前，杨炎就对刘晏积怨已久。大历九年（774），杨炎做上了吏部侍郎，他的上司就是吏部尚书刘晏，二人同在一部，难免磕磕碰碰。有一段时间，刘晏任用令狐峘判吏部南曹事。令狐峘每次分阙的时候，一定选那些好的官阙送给刘晏，不太好的送给杨炎，杨炎心中很是不平。
奇怪的是，后来杨炎做宰相了之后，对令狐峘很大度，并没有报复他，而刘晏却成了他一心除去的对象。这说明杨炎对付刘晏，还有争权的因素。实际上，当时前任宰相常衮就已经感受到刘晏“德高望重”的压力，将他升为左仆射的虚职，想要借此架空刘晏。杨炎相对刘晏而言，是个新进之人，原来还做过刘晏的副职，名望人脉也都远不及刘晏。面对刘晏，他自然会感到很大的压力，甚至还会带有一些妒忌之心。对于令狐峘，杨炎是有优势心理的，所以也就轻轻放过了。
更重要的是，杨炎计划推出一种新的税制—两税法，这就涉及财政经济领域。当时不仅财政大权在刘晏手里，而且整个财政系统基本上都是刘晏一手打造出来的，可以说这块就是刘晏的势力范围。杨炎如果想顺畅地推行新税制，必然要和刘晏合作，或者干脆将刘晏取而代之。显然，后一个方案是杨炎期待的。
建中元年（780）正月，下诏定两税法的时候，刘晏被罢去使职；二月，杨炎上《起请条》，制定详细的两税法条款，刘晏被贬为忠州刺史；三月，杨炎就将原来的财政使职系统都废除了，做了大调整（调整很不成功，很快又恢复）。这些绝对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杨炎争权的确凿证据。
刘晏虽然主持财政多年，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清廉官员，行为端正，口碑极好，就像一个没有缝的鸡蛋。于是，杨炎绞尽脑汁制造了一个“动摇东宫”的政治罪名，安在刘晏头上。
忠州在今重庆市忠县，地处三峡腹心，历来是贬官之地。贬到此处的名人，除了刘晏外，还有陆贽、白居易。
在德宗李适当太子的时候，代宗很宠幸妃子独孤氏，也因此喜爱她的儿子韩王。当时就有一些人想鼓动代宗立独孤氏为皇后，以此来动摇李适的太子之位。这种政治阴谋在唐代层出不穷，杨炎根据当时的一些传闻，认定刘晏也参与了这个阴谋，要求将刘晏处死。立储之事，是最大的忌讳，对皇帝来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个借口，算是很有效了。德宗不一定真的相信，不过也同意将刘晏暂时贬官，贬为忠州刺史。
“天下冤之”
刘晏不明不白地被贬官，所有人都替他抱不平，包括宰相崔祐甫、大臣朱泚、崔宁等，其中崔宁尤其积极。朱泚本是河北幽州节度使，崔宁本是西川剑南节度使，此时都入朝为官。崔宁本来与元载长期结交，是元载一党的，所以也和杨炎关系很不错。但这个时候他偏偏站出来极力替刘晏辩护，让杨炎特别生气—自己人也反对自己。这个事情也充分说明，刘晏在朝中的人脉实在是太深了。
认识到这点之后，杨炎就更欲除之而后快。因为刘晏翻身的机会很大—仅仅贬到忠州做刺史，在官场来说，是小菜一碟。于是杨炎又布置了一个阴谋。
这次杨炎安排了庾准去做荆南节度使—当刘晏的上级（忠州归荆南管辖）。庾准向来和刘晏有矛盾，心知肚明的他到任后马上“收集”刘晏的黑材料。很快他就报告说刘晏给朱泚写信，请求救解，书信中有很多“怨望”之词，这是不敬之罪。更严重的是，他还搜集了许多罪证—训集军人、擅取官物、胁迫诏使等，都证明刘晏要谋反啊！宰相杨炎当然很热心地站出来“作证”说，这些指控全部属实。
鲁莽冲动的德宗皇帝居然稀里糊涂地相信了，就这样，刘晏居然以“谋叛”的罪名被下诏处死。刘晏可以称得上是唐代最优秀的官员之一，能力、操守、功绩，都是上上之选。可这样一个人，居然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给处死。史书上说，“天下冤之”。
杨炎的死，后来人都认为是卢杞为刘晏报仇。这样，故事就变成了“刘晏杀元载，杨炎报仇杀刘晏，卢杞复仇杀杨炎”冤冤相报的故事。元载和杨炎一党，而刘晏和卢杞一党，此乃皮相之论。
这个事件，当时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舆情，就连不服中央管辖的强藩都站出来喊冤。尤其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表要求公开刘晏的罪名，甚至因而“指斥朝廷”。杨炎没有料到会带来这样大的反应，一时慌了神，因为他深知那些罪证都是诬陷之词，完全站不住脚。于是杨炎又走了一招臭棋，他派了一些心腹之人，到各个藩镇去解释此事，说杀刘晏是德宗自己的决定，不是杨炎想干的。这是典型的推过于上。于是就有人向德宗密报，德宗很生气，特别派了人去向李正己核实。得到回报，果然如此。德宗这下可动了杀心，明明是你干的破事，还要我来背黑锅，实在太可恶了。于是第二年，杨炎就被撤职并杀了头。 刘晏被杀，后续影响非常深远，特别是使得唐王朝的公信力大大下降。建中初年，野心勃勃的德宗希望能平定所有强藩。但强藩都说：“刘晏这么大的功劳，都被杀了，何况我们这些人呢？”结果德宗终于是以惨败收场，可算是一个报应。武宗的宰相李德裕曾经就向皇帝进谏，说因为错杀了刘晏，使得“两河不臣者由兹恐惧，得以为辞”，就是让藩镇从此对中央朝廷心怀恐惧，离心离德。
刘晏被杀带来的影响如此之大，鲁莽的德宗恐怕是怎么也料不到的。贞元年间，德宗终于替他平反了，也算是迟来的后悔吧。
宋人对刘晏的评价也很高，但主要都集中在刘晏高明的财政能力上。因为宋代虽然富裕程度明显超过了唐代，但是财政赤字很严重，有积贫之弊。虽然也经过王安石变法等改革，但财政终究捉襟见肘，大概宋人非常期待有刘晏这样一个钱袋子。
但是宋人对于刘晏的一些不那么“君子”的行为，也有微词。比如说刘晏“多任数，挟权贵，固恩泽，有口者必利啖之”。意思就是，刘晏通过行贿方式，结交权贵，以及讨好有名望之人，尽量给自己减少阻力，并控制舆论。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刘晏行为不够君子，导致最后被杀的原因。宋代有王安石，他才能极佳，眼光深远，意志坚定，但他同时也是个君子，甚至是个书呆子，刘晏的这些“灵活”做法，他肯定是不屑为之的。结果王安石遭到的反对是如此之多，变法是举步维艰，效果也不太好。
刘晏虽然在宋人眼里不是一个道德完人，但是他的道德水准远高于绝大多数人。他的道德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特别让人惊叹的是，作为大唐钱袋子的刘晏，居然是个地地道道的清官—有他的家产为证—只有几石米麦。刘晏死后，杨炎还不罢休，要将刘晏抄家，他大概猜测刘晏家产丰厚，敛财可以成为他的一个污点。等手下将刘晏家财产登记完毕，杨炎真的无话可说了。两柜子书，几石米麦，这就是刘晏的家产！
刘晏，是大唐的钱袋子，帮唐朝渡过了最低谷的阶段。只可惜，如此大才未能得到善待。刘晏被杀，当时天下冤之，今人思之，尚有余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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