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以“病亡”二字，简要传达了“文革”时期权贵张春桥于4月21日不幸去世的消息。
张春桥已逝。然而，今日结束的仅是他肉身的生命旅程，他的政治生涯早在“文化大革命”落幕之际便已画上了句点。1981年1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张春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这标志着以人民和法律的名义，对他一生所作所为的最终定论。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张春桥只是默默无闻的地方角色，其资历与人望都鲜为人知。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他迅速崛起，一跃成为我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荣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以及国务院副总理。
在“文革”长达十年的政治风云中，张春桥位居“中央首长”之巅，权势滔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堪称极左派的领军人物。无论是对建国元勋，还是对各方要员，他都能任意贬低，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
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岁月里，张春桥始终是其中一位活跃的核心人物。在“文革”初期，以“中央文革小组”为首的一批“文革”派人物崭露头角；而到了“文革”后期，他们则被统称为“四人帮”。经历了造反夺权和“全面内战”的政治洗礼，原本的“中央文革”领导人中仅剩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人。在“十大”之后，以工人造反派领袖身份崛起的王洪文迅速攀升至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位，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共同构成了在中央政治局中颇具影响力的“四人帮”。
郭沫若曾在一首词中，对这四位人物逐一进行了细致的点评。政治丑类之魁首为王洪文，文坛败类之代表为姚文元，谋略诡谲之军师为张春桥，阴险狡诈之女流为江青。。世人皆称贴切。
四人分量各异。
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尽管身居高位，其本质上却仍属于“文革”时期崭露头角的“造反先锋”，政治素养有限，难以胜任肩负的重大职责。
姚文元在文坛上被视为政治投机者，其在推行左倾舆论宣传路线方面担任所长，实则缺乏真正的政治才能。
江青作为“文革”运动中的核心人物，实则才学不深，言语粗俗，常常以泼辣之势搅动风云，煽动人心。她所依赖的，不过是夫人这一特殊身份。可谓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张春桥不苟言笑，却比其他三人政治经验丰富。他不仅在耍笔杆子上出手很快，“理论水平”还要胜姚文元一筹，而且心计细密，权谋深远，还颇有些搞“左”的胆气。是“文革”发动的点炮者，“全面夺权”的首创者，又是竭力坚持 “文革”路线，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纠“左”整顿的前台人物。
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腾达，是中国政治“左”倾路线恶性发展的一个写照。张春桥在揣摩“上意”上堪称“能臣”，对毛同志晚期思想的认识颇具心得。在1958年大跃进中，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切中了毛同志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思。毛泽东亲自为该文写了编者按，交付《人民日报》发表。
当领导人毅然决然地启动“文化大革命”之际，江青急赴上海，在张春桥的鼎力相助下，姚文元执笔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张春桥由此得到领袖的青睐，积极参与了《纪要》、《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启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的制定工作，并晋升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这一步标志着他从上海跃升至中央高层的决定性跨越。
1966年11月，张春桥负责处置了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王洪文所率领的群众进行的卧轨阻拦火车事件——“安亭事件”。当时，他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排名末位的副组长，却敢于无视中央的指示和市委的立场，擅自依据造反派的要求签订了协议。
张春桥此举，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毛泽东事后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这无疑更加重了张春桥的政治分量。
1967年1月，张春桥与姚文元在上海发起了对党政机关的夺权行动，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此举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夺权运动的序幕正式拉开。上海的夺权行动与毛泽东“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方针不谋而合，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一场阶级推翻阶级的革命”。
自此，一场全面夺权的狂潮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而张春桥则是这场风波中的首要功臣。在这些事件中，张春桥的行为与毛泽东的意图不谋而合，对“文革”运动的深化产生了显著影响，他的政治身份也因此完成了从谋士向权谋者的转变。
在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行理论化归纳时，张春桥更受到重用。在“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毛泽东对老秘书陈伯达的稿子不屑一顾，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稿子。张、姚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正式确认了代表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其内容做了权威性的概括，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十大”等重要文件，也是张春桥、姚文元担纲的。
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学理论”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写反“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是认为他能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内容。张春桥据此写出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是“文革”后期“左”倾理论的两大代表作，在社会上遗毒深广。
张春桥不仅有宣传极左路线的文章之长，而且还有贯彻极左路线的政治操作之能。毛泽东对张春桥在“文革”中的作为是欣赏的，曾有“能力强”的称赞。在“九大”后，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并由此引起了林彪一伙对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疑惧。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起了一场对张春桥等人的攻击。毛泽东认为，这是要否定“文革”路线，予以迎头痛击。在林彪事件后的批林纠“左”问题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发生分歧，毛泽东又支持了江青、张春桥批林彪“极右”实质的意见。即使在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也是肯定他们反林彪有功，批林批孔离不开他们。张春桥等人作为抑制反“文革”力量，受到重用。
张春桥被捕以后，在开始对其实行预审时，他还是肯讲话的，只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设法回避。在对于王洪文赴长沙告状诬陷周恩来总理一事，张春桥一开始与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样都是愿意讲的。当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张春桥答：当时是周总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审讯者追问：“在拱倒周总理和邓总理之后，你们打算让哪位人士出任第一副总理，并继任总理一职？”
此刻，张春桥正谈兴正浓，全然未料到会遭遇提问，随即应答道：“他们的意图是让我接手。”
......
1980年11月27日，第一审判庭对张春桥进行审理。审判长王战平向张春桥提问：“1967年9月、1968年3月以及1975年11月，您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改朝换代’的运动，这一说法是否属实？”
张春桥默不作声。
在1980年7月11日的证词中，徐景贤陈述了1967年9月的一个场景：当时，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的小礼堂接见了“工总司”的所有委员，他直言“文化大革命”即是“改朝换代”的过程。张春桥更进一步表示：“今天，除了徐景贤，已无一名旧市委的成员留存，这才真正体现了‘改朝换代’的意味。”
在1978年1月26日的证词中，马天水提及，张春桥在与他交谈时，曾指责某些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即改朝换代——缺乏深刻理解”。
法庭传唤了前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的主要负责人黄涛，要求其出庭作证。黄涛陈述道，1975年11月，张春桥在北京的钓鱼台邀他进行了一次谈话，期间张春桥曾言：“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改朝换代。”
张春桥审判中全程沉默。
注释
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带着张春桥等前往苏州看望林彪，在谈话中问及林彪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何考虑，并问道：“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沉默片刻，随后借讨论反修防修的话题之机表示：“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依靠黄、吴、李、邱等自幼便随主席投身革命事业的人士，以防范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导致权力失衡。”
1970年8月14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吴法宪四人在中南海开会讨论修改宪法问题，期间张春桥与吴法宪就三个副词（即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口号‘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争论激烈。
会议结束后，吴法宪将相关情况报告给了叶群。此举使得林彪在8月23日庐山会议的开幕式上，公然以“天才”自称，并隐晦地对张春桥进行了批评。
之后两天的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由于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支持，会议形势逆转，陈伯达被打倒，吴法宪也受到批判，与叶群等人一同被要求作检讨。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之际，张春桥闻悉周恩来宣布林彪去世的消息，便自费购置了茅台佳酿，邀请政治局委员们共同举杯，以示庆祝。
作者简介
王海光教授，身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的研究者，同时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的特聘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理论家，专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
张春桥：阴险政客
丑恶表演事例
刘 岩
1958年9月，我在《人民日报》上首次读到张春桥所撰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自那时起，他的“左”倾思维便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加盟中央文革后，其政治立场之偏颇令人咋舌，品行上更是显得阴险狡诈、跋扈无礼。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后，尽管我的办公室与他同处一栋大楼，他却鲜少光顾总政，我们之间缺乏交流的机会。对他阴险狡诈的本性，我在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之前就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
张春桥肩负“钦差大臣”的重任，与姚文元在济南上演了一场双面戏法。
“支持王效禹，支持以王效禹为领导核心的省革委，支持‘三结合’模式，以及支持三大左派组织。”
济南军区党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对“文革”很不理解，但出于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坚定信念，基于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组织纪律观念，对王效禹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和支持。军区党委确定，司令员杨得志分工参加省革委“三结合”，政委袁升平分工抓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支左指挥部”，全区抽调十几万名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这对稳定山东当时十分混乱的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革”初期“靠边站”的地方领导干部，大多被解放出来参加了“三结合”工作，分裂的群众组织联合了起来，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逐步恢复。
然而，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太久，便遭到了王效禹及其同伙的破坏。王效禹将群众组织划分为“革命派”与“保守派”，偏袒一方，压制另一方；将解放干部重返工作岗位的行为诬称为“走资派复辟”；将实行“三结合”的革委会视为“大杂烩”，主张“踢开”和“砸烂”；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说成是“以生产压革命”等等。济南军区党委与王效禹的分歧逐渐加深。
正在这时，江青等人在北京进行反所谓“二月逆流”和“带枪的刘邓路线”。王效禹一伙据此立即在全省发动了所谓反“逆流”运动，把矛头首先指向了“支左”的解放军。“揪出保守势力的黑后台”“拔掉反革命逆流的总根子”“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杨得志”“打倒杨国夫(参加省革委‘三结合’的军区副司令员)”等大幅标语和大字报，贴满济南和全省各地的大街小巷。因此，济南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发电报，对王效禹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
4月30日，张春桥、姚文元声称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达济南。他们宣称“要做各方面的工作”，“正确解决山东问题”。为了表示“不偏不倚”，他们下飞机后不住军区招待所，也不住省革委会宾馆，而是就地住在飞机场。
当时，我任职于济南军区政治部，与广大军区机关干部共享同样的心情，深信张、姚二人“一碗水端平”的表态，期待他们能够秉持公正，实事求是地处理军队与王效禹及社会上不同群众组织间的矛盾。
张姚二人入驻未久，便装模作样地组织了一场军队与地方代表的座谈会，以收集各方意见。随后，他们驾车巡游街头，观赏墙上的大字报和标语。张春桥在街头目睹了支持解放军的标语，立刻暴露出真面目，忍不住评论道：“凭我多年的经验，一眼就能看出这是‘老保’贴的！”随行陪同的袁升平委员反驳道：“难道左派就不应该支持解放军？”张春桥对此感到不悦，心中怀恨，这后来成为他整治袁升平的导火索。
在规划活动日程之际，张春桥与姚文元主动提出各自分担职责：张春桥主要负责与“支左”解放军的沟通协调，而姚文元则专注于两派群众组织的联络工作。军区党委充分尊重他们的建议，迅速安排了济南驻机关及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召开集会，并邀请张春桥发表讲话。期望他能够基于军队、王效禹以及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团结的愿望，提出双方均能认同、有助于问题解决的高瞻远瞩之见。
然而，张春桥在“八一”大礼堂向千余名军队干部发表的言论，却全然是王效禹所推崇的陈旧言辞。他大谈解放军应如何提升“路线斗争意识”，并分享了上海在亲近、爱护、保护、支持造反派，以及分化、瓦解、击败、消灭保守派方面的经验。他呼吁“支左”的战士们“放下身段，转变方向”，强调要与造反派团结一致、并肩作战、共享胜利。遗憾的是，他的这番讲话在军队中激起了极少数人的煽动情绪，导致军队内部出现分裂，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张春桥的此次发言，助长了王效禹的反动嚣张。仅隔两天，他便策划并发动了那场令全省震惊的“五七”事件，旨在镇压一股民众。
在充当协调两派群众关系的幌子之下，张春桥与姚文元决定于5月7日召开一场群众大会并发表讲话。然而，王效禹及其同伙参照张春桥所传授的上海应对“保守派”的策略，仅向造反派发放了入场听报告的门票，而保守派则被拒之门外，这一举措激起了众多群众的不满情绪。自5月6日起，陆续有群众前往省革委会，寻求获取听报告的入场票。王效禹布下陷阱，引诱那些未能获得门票的一派群众于当晚涌入省革委会的院落。他同时派遣人员潜入院内，随意涂鸦、毁坏物品，制造假象，并嫁祸于那些索票的群众。5月7日凌晨4时，王效禹派出宣传车，宣布涌入省革委会大院索票的行为为“冲击省革委的反革命事件”。随后，他召集数万造反派，包围并强行驱赶大院内的索票群众，导致近万人遭受殴打。他们强迫每个人嘴里咬着稻草，高举双手以示投降，对其进行人身侮辱，并非法逮捕了300多人进行关押。
“再考虑一下。”事实上，当王效禹用武力驱散要求投票进入省革委会大院的群众时，张春桥却紧紧握住王效禹的手表示祝贺，姚文元亦随声附和：“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取得了一场大胜利！我们将永远与你们并肩作战、共同胜利！”
张春桥鉴于四川会议期间放映电影一事，要求我及中办秘书部门共同撰写检讨书。
1972年三月，中央作出决定，派遣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与成都军区的领导团队莅临北京，接受政治局直接领导，并在此召开专门针对四川问题的会议，旨在解决“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斗争中所出现的各项问题。会议地点定于京西宾馆，会务的组织工作则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与总政治部共同负责，各自指派一位代表参与。中央办公厅选派了一位来自河南林县的许姓青年（我私下里称呼他为小许），而总政治部则指定我作为代表参加。
午夜时分，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在总政大楼的办公室内，亲自向我布置了任务。他指示，次日一早我便需前往京西宾馆办理报到手续。我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记录和撰写会议简报。事实上，我与小许两人不仅需要记录大小会议的详细内容，并撰写每日的会议简报，还需负责安排与会人员的住宿、文化娱乐活动，布置会议场地，以及向相关部门传达与会同志提出的问题。这场持续近一个月的会议，除星期日外，每日均不间断进行。我们白天投入会议，夜晚则需撰写简报，有时连8小时的睡眠都难以得到保障。
本次会议的召集工作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李大章及在会议期间从广州军区调任成都军区的政委刘兴元共同负责。在会议召开的前夕及结束后，四川省派往北京的全体代表分别受到两次接见，均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并与政治局全体成员一同出席。在会议期间，几乎每天都有政治局的部分成员参与，人数从二三位到四五位不等。其中，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出席的次数尤为频繁。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还临时安排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接见活动，不仅包括了参加四川会议的代表，还邀请了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以及广州军区的领导人共同参与。
3月15日的晚膳过后，小许接到了来自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通知中提到，周恩来总理将于晚上10点之后，在京西宾馆接见来自四川省以及中南三省的同志们，并要求会务组做好会场的布置。我指示小许向有关部门咨询是否需要准备会议记录。须知，当时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均采用中央办公厅统一印制的记录本，每本包含50页，每页均编号，封面则详细标注了会议的类别、时间范围、编号以及记录人员的姓名，显得格外正式。若决定记录会议内容，我们前往会议室时便需携带此记录本。经过中央办公厅的请示，周恩来总理决定本次会议无需进行记录。
“当时有谁敢做出这样的决定？”接着，周恩来回顾了中共历史上的多次路线斗争。随着话题的深入，他的谈话愈发投入，从凌晨一点一直持续到四点半，共计三个半小时。
从周恩来那略显严肃的寒暄语气中，我敏锐地察觉到他或许将要提及一些关键议题。于是，我迅速从会议桌旁取出一叠32开大小的便笺纸，开始私下记录下这次谈话的重点。如今，这些便笺纸依旧保存得完好无损。
在四川会议期间，张春桥为何要求我和小许就放映电影一事撰写检讨？
3月24日，随着四川会议议程的圆满结束，会议采纳了《关于持续深化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后，几位同志向我与小许提出了观赏电影的请求。我们请他们推荐一部影片，他们便提出了《乔老爷上轿》等七八部作品。小许询问我的意见，我回应道，应依据官职的高低来决定，由职位最高者来决定观看哪一部。于是，我们遵循刘兴元的建议，确定了放映《王熙凤大闹宁国府》。这部影片我与小许都未曾观看，甚至未曾听闻，但可以确信它属于“封存片”，需提交报告并获得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批准，方可从国家电影局获取影片。
我和小许均认为李先念平易近人，易于沟通。因此，我们联名提交了一份借阅影片的申请报告，李先念很快便予以批准。当天午后，我们便从东郊的地下仓库成功借回了所需的影片。
晚餐过后，夜幕低垂，京西宾馆的一号会议室正准备播放电影。忽闻中央办公厅来电，告知周恩来总理及政治局成员将于人民大会堂接见参与四川会议的代表。尽管四川的代表们已全部撤离，但放映的电影却不能暂停，因为会场上仍有五位观众未曾离席，其中包括浙江省革委会的负责人以及当地的部队军事首长熊某。
熊某与浙江省革委会的另一名负责人以及当地部队的政治首长南某，数日前抵达北京，旨在参加由政治局主持的浙江专题会议，并下榻于京西宾馆。中央办公厅委派四川会议会务组负责他们的接待事宜。小许与我考虑到南、熊两位在晚上的闲暇时光，不妨观看一场电影以消遣。小许将这一提议告知他们后，南某作为浙江省的最高领导人，在浙江省的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之际，心绪不宁，无暇顾及电影。而熊某则欣然前往观影。
翌日清晨，中央办公厅便向小许传达了紧急通知，告知张春桥与姚文元将于上午九时抵达京西宾馆，届时将接见南、熊二人，并要求我们做好相应准备。于是，我们在八点半之前便抵达了会议楼，精心布置了会场，随后便一同下楼，在礼堂后院静候二位的到来。不久，张春桥与姚文元乘坐一辆红旗轿车抵达。引领他们进入会议室后，张春桥见到我们手中拿着会议记录本，便说道：“无需记录，你们可以回去了。”
“老刘，快一点！”我回应道：“你先走，我马上回来取记录本和戴上帽子，随后便来。”我迅速上楼取齐所需物品，赶至会议楼，按下电梯按钮等待上楼，电梯缓缓下行，门打开之际，小许已从电梯中走出，示意我返回。从他的神色中，我预感到可能发生了紧急情况。抵达11楼后，小许终于开口说道：“他们一直在询问昨晚播放的电影是由谁发起的，质问为何播放这类‘封、资、修’的电影，这与‘两条路线斗争’有何关联，对于解决四川问题有何助益，你们是否知道这是部香港制作的电影，禁止播放！此事严重，你们必须写一篇深刻的检讨！”
“昨晚观看了《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的电影，乱糟糟的，真是毫无意义！”
鉴于我们学习上的不足，路线斗争的认识不够深刻，以及文艺知识的匮乏，我们未能意识到电影《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的拍摄地点和具体内容，更未将其与路线斗争及解决四川问题相结合进行思考。我们仅是认为，四川的同志们在北京开了将近一个月的紧张会议，身心疲惫，理应得到精神上的放松。听闻有一部轻松愉快的电影，我们便擅自决定借来放映。然而，四川的同志们并未能观看完整，仅是瞥了一眼便匆匆前往人民大会堂。我们衷心接受首长的批评，深刻反省，并承诺今后绝不再犯类似错误。
在午前时分，张、姚二人尚未启程离开京西宾馆。小许将我们的检讨书交予了他们的秘书。随后，他向我透露，据钓鱼台的一位秘书所述，张、姚在阅读过我们的检讨书后，将其转呈给了江青。
张春桥于江西会议期间，刻意迎合江青，屡次变动会场，意图取悦。
1972年三月下旬，随着四川会议的落幕，政治局紧接着举行了江西会议与浙江会议。我及小许共同承担了江西会议的会务筹备任务。
江西会议的核心任务是纠正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清所犯的严重路线偏差，旨在“揭开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序幕”。起初，程世清被指定为会议的负责人，然而，除了在每日会议简报上签字之外，他并未参与其他行政事务，这些工作实际上由省委副书记白栋材亲自操持。至于文字工作，则由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黄知真负责。随着会议进入尾声，中央决定派遣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进京，接替程世清的职务，担任会议的主持人。
在会议正式开幕之前，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成员的集体接见中提出，会议议程的首要安排是组织全体与会人员共同参观毛家湾林彪同志的住所。他强调道：“程世清同志，请你明日前往毛家湾实地考察，核实林彪同志的居所是否如你所撰写的《在林彪副主席家做客》一文所描述的那样，秉持着勤俭节约的生活原则，使用煤球炉来取暖……同时，也请关注一下江西方面为林彪同志打造的那辆水陆两用的汽车。”
翌日清晨，我与小许对参观现场的职责进行了预先的划分。我承担起确保参观队伍不出现任何人员遗漏的收尾任务；而小许则专职陪伴程世清，细致观察他在参观过程中的情绪波动。在参观全程中，程世清的情绪显得格外沉郁。尤其当他目睹院子里停放的那辆水陆两用吉普车时，他的表情显得异常不自在。紧接着，他径直走向停车区，猛地坐进车内，倚靠在座椅后背，仰头闭目，连声咒骂。鉴于程世清的这些反应不宜直接记录在简报中——该简报需由他本人审阅并签字，因此，我们以我和小许的名义，草拟了一份《情况反映》的副本，并予以呈递。
后来，又陆续有些事情需要用这种方式向上汇报，当我们第三次写时，觉得应该编个号，以免忘记送的次数，于是就编了个“第三号”。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志大概觉得我们这次反映的情况比较重要，就送给了毛泽东参阅。毛泽东看到这是“第三号”了，提出要看第一、第二号。因毛泽东索要前两次《情况反映》，中央办公厅通知了小许，说今后的《情况反映》，每次都要呈报毛主席，并发政治局成员，要改成铅印。
我和小许开始手写的《情况反映》，每次也就两页纸，内容单一，竟然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对江西会议是很重视的。
然而，江青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她虽参与江西会议的次数并不多，但在关乎解决江西路线问题这类重大而严肃的会议中，其举止却显得颇为轻率。相较之下，张春桥则不遗余力地表现出迎合和谄媚。
某日上午，政治局会议召开，江青与张春桥两位成员出席。依照常规，会议地点定于第二会议室。江青与张春桥步入会议室，尚未及谈及会议议程，江青便率先发言：“此处会场宽敞空旷，不如改至一处规模较小的场所。”
张春桥迅速点头哈腰，步履匆匆地离开了第二会议室，随即亲自寻访会议楼的工作人员，请求他们协助挑选另一处会场。不久，张春桥返回，招呼众人一同转移至新会场。他所选定的，是位于第二会议室南侧的一间小会议室，其窗户亦朝东，室内并无沙发，仅摆放着会议桌与椅子。
众人落座后，便纷纷开口发表意见。江青提及室内有微风拂过，张春桥闻言立刻起身，疾步至窗前仔细检查，却未发现明显的漏风之处。他推测可能是窗户的朝向所致，随即指示会议楼的工作人员带他寻找到面向南方的房间。张春桥确认无误后，随即返回，并引导众人一同搬迁至新的会场。
移步至第三会场不久，江青表示她尚未用过早餐。张春桥随即命服务员寻来厨师，为江青准备餐食。不久，服务员便将饭菜送至，然而江青却不愿在会议桌上当众进餐，张春桥便陪同她另寻一室用餐。江青用餐完毕，却不愿返回众人等候的会议室，张春桥于是招呼众人前往江青用餐之处。众人随张春桥至彼，发现竟正是江青所认为“有风”的那间会议室。如此一来，会议室多次更迭，加之江青用餐，整个上午的会议几乎未能正常进行。当时，我不禁在心中浮现出张春桥在其他场合那飞扬跋扈的形象，与他今日对江青极尽阿谀之态的奴才形象，简直是判若两人。
张春桥于江西会议简报中，向江青出具了一份旨在为其开脱的“证明”。
在江西会议正式拉开序幕之际，程世清率先进行了工作汇报，但与会者普遍感到不甚满意。他的发言中，连基本的事实细节都未能详尽阐述。例如，关于程世清陪同林彪从九江登临庐山，他们是否同乘一辆车？以及周宇驰在1971年8月驾驶直升机前往汕头寻找林立果的过程中，是否曾在南昌与程世清有过接触？这些问题均未得到明确说明。
“关于接林彪上山庐一事，我已无法确切忆起究竟是我乘坐自己的车辆，还是搭乘了林彪的座驾，实在难以回忆，你们不妨询问我的司机，他或许能提供更准确的记忆。”又如，他表示：“至于周宇驰抵达南昌的事情，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对于会议的进行方式，若有所见，有何高见或建议，尽管提出。”因此，我将自“九一三”事件之后，在总政工作组参与进驻空军三十四师期间，副师长王焕今向我们详尽叙述其陪同周宇驰（王担任教授周宇驰直升机驾驶的教练）一同乘坐云雀直升机在南昌会晤程世清的经过，记录于一张纸条上，呈递给了李德生。
李德生宣读了王焕今所交代的情况，随后，程世清立刻向他透露了其与周宇驰的那次会面的详细经过。在当晚举行的小组会议中，该会议并未邀请政治局成员出席，程世清一口气详尽地叙述了他与林彪及其追随者的交往细节。
翌日，在一场多位政治局成员出席的会议中，程世清进行了进一步的交代与检讨，我们将此情况在简报中予以了反映。然而，当天深夜，江青却在该期简报的传阅草稿上批注了“造谣”两字。这使得工作人员深感焦虑，经过一番忙碌，直至半夜时分，才终于平息了这场风波。
事情是这样的：
依据当时中央对会议简报发布流程的规定，我们精心起草的简报草案，经会议召集人签字确认后，首先递送至中央办公厅。经过初步审核通过，我们随即印制出清样稿，随后将其分发给当天参会的每位政治局委员审阅。待无任何异议后，方可正式定稿并予以印刷发放。江青出席了此次会议，因此这期的简报清样稿必须送她审阅。夜深人静之时，她在某句话下方划了一道粗线，并用箭头指向一旁，严厉地批注了“造谣”二字。
负责传送文稿的工作人员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即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做了汇报。汪东兴当夜便急速赶至京西宾馆，在了解了一些相关情况后，他安抚我和小许道：“江青同志并未指责你们撰写简报的同志散布谣言，她所指的是程世清的谣言。明天上班后，你们可以向春桥同志询问详情。那天在庐山会议上，江青同志究竟是如何表述的，春桥同志当时恰好参加了华东组的会议。”
程世清在反思其于庐山会议华东组会上，就同意华北组第六号简报观点、支持设立国家主席的立场时表示：“当时，江青同志在华东组会上已经明确指出，若宪法中写入国家主席一职，便有人会趁机伸手，而我却仍旧执迷不悟……”江青对此予以否认，指责程世清“造谣”。而汪东兴委托我们寻找张春桥，正是为了核实江青是否说过“有人就会伸手”这句话。
“东兴同志，还请您回顾一下这句话的具体情况。”
江青同志当日并未提及“有人就会伸手”之言，她所表达的是，若设立国家主席之位，必有人心生觊觎。
”，随后在冒号后直接引用张春桥所写的内容。这样一来，张春桥实际上为江青提供了一份“证据”，证明江青当天所言并非“有人就会伸手”。经过这样的处理，简报被呈送至汪东兴手中，此后无人再就此事追究我们。
在军委办公会议的进程中，张春桥突然拿起公文包，表明了欲离席的意图。
张春桥跻身中央军委领导行列，实乃“九一三”事件之后的事。彼时，中央作出决议，撤销军委办事组，并组建军委办公会议。张春桥被正式任命为办公会议的成员。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项重要文件。文件指出：“中央作出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并正式设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担任主持人，成员包括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等十位同志。该会议自成立之日起，即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
军委办公会议自设立以来，其办公地点位于景山西侧的三座门处。1973年3月，我陪同总政治部赴昆明军区的工作组组长、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魏伯亭，一同前往三座门会议楼的一层会议室进行工作汇报。魏伯亭手持打印好的《汇报提纲》准备发言时，张春桥突然从沙发上起身，拿起皮包，用食指直指魏伯亭手中的《汇报提纲》，情绪激动地大声质问：“你是打算照稿念吗？如果你这么做，那我就立刻离开！”
张春桥的表演拙劣，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惊讶得张口结舌。稍作停顿后，叶剑英挺身而出，试图化解尴尬，他温和地指示：“魏伯亭同志，请您直接点明关键问题，至于那些具体的数字，我们待会儿查阅材料即可。”
魏伯亭，经全军优秀军政治委员的严格选拔，肩负重任，投身总政工作。他深谙政治工作之道，思维敏捷，历经各级政治主官岗位的磨砺，口才出众，深入基层检查工作时，即便无需讲稿，亦能条理分明。然而，此次他率工作组赴昆明军区，周恩来总理与李先念同志特赋予他一项使命，即顺道调查贵州省“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情况（贵州省隶属昆明军区管辖），尤其关注贵阳钢铁厂生产恢复的状况。
总政工作组自昆明迁至贵阳，除了对贵州省军区系统的“批林整风”运动进展情况进行深入调研之外，魏伯亭同志带领部分人员于贵阳展开调查，同时，还派遣了一个小组前往遵义地区，对“支左”部队在地方“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解。这对于工作组而言，无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搜集的众多资料中，尤其是那些具体的数据，仅凭大脑记忆实属不易。因此，我们特意为他们整理了一份详尽的材料。
叶剑英下达指示后，魏伯亭将《汇报提纲》置于一旁，随即展开汇报。我坐在后排，一边聆听汇报，一边审视《汇报提纲》，发现其汇报内容与先前准备的材料大体相符。在汇报过程中，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不时插话，就某些情况提出疑问，而张春桥则始终缄默不语。这或许是因为他对“抓革命促生产”议题缺乏兴趣，再加上会议伊始的怒气尚未平复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