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8日，美国密歇根州大布兰克镇的清晨被一声巨响撕裂。一辆皮卡撞破教堂大门，枪声紧随其后，火光冲天。这是一座摩门教教堂，当时数百名信徒正在做礼拜。袭击者手持突击步枪扫射人群，点燃建筑后逃出，最终被警方击毙。四人遇难，多人受伤，教堂烧成废墟，而那辆残破的卡车，仍卡在墙体之中，车顶上插着两面美国国旗。
不到14小时前，北卡罗来纳州另一名40岁的海军陆战队退伍老兵制造了另一起枪击案，造成3死5伤。两起事件的主角，都是曾为国服役的军人，都参与过伊拉克战争，都选择了在平民聚集地实施暴力。他们的名字尚未成为历史，但他们的行为，已再次将美国社会的伤口撕开——一面是信仰与和平的场所，一面是暴力与毁灭的符号；一面是国旗，一面是血。
这已不是单纯的刑事案件。当枪手的车顶飘着国旗，当总统迅速将暴力归咎于“左翼恐怖分子”，当教堂的灰烬尚未冷却，政治话语已开始争夺解释权。这一刻，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疯子的暴行，而是一个国家在撕裂中燃烧的缩影。
美国的暴力，早已不是偶发的悲剧，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病症。哈姆林大学“暴力项目”的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针对公职人员的暗杀或未遂事件已达25起，是此前20年的12倍以上。2025年上半年，政治暴力事件接近150起，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这不是数据的波动，而是社会肌理的溃烂。政治极化已从国会辩论蔓延到街头巷尾，从社交媒体渗透进枪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Voteview研究显示，美国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这种分裂不再只是“政策不同”，而是“彼此为敌”。
更危险的是，这种敌意正在被正当化。一项民调显示，超过20%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政治暴力是可以接受的。这不是边缘声音，而是主流政治话语的副产品。当总统公开称对手为“叛国者”，当媒体将政见不同者描绘成“国家的敌人”，暴力就不再是禁忌，而成了某种“捍卫正义”的手段。查理·柯克遇刺前曾激烈攻击移民政策，死后却被塑造成“殉道者”——这种叙事的转变，正是暴力文化得以滋生的温床。
而在这场风暴中，退伍军人正成为一支令人不安的力量。他们受过训练，掌握武器，经历过战争的创伤。托马斯·桑福德和奈杰尔·埃奇，都是曾在伊拉克服役的海军陆战队中士。他们不是无名之辈，而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但战争留给他们的，不只是勋章，还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北卡枪手埃奇的暴力行为，已被官方归因于PTSD。他退伍后行为异常，频繁提起荒诞诉讼，声称有人追杀他——这是典型的创伤后遗症。而桑福德的动机虽未公布，但他的军旅背景、精准的袭击方式，无不暗示着某种军事化思维的延续。
问题在于，美国对退伍军人的心理支持体系远远跟不上战争的代价。兰德公司研究指出，近半数士兵参军是为了经济出路，而非爱国热情。他们用青春换取教育资助，却在退伍后陷入失业、孤独与身份迷失。当国家不再需要他们时，他们发现自己被抛入一个无法理解他们的社会。这种“被抛弃感”，与PTSD交织，极易催生极端思想。更令人警惕的是，近年与军队相关的极端主义袭击事件，80%以上与极右翼或反政府势力有关。军事技能一旦与仇恨结合，后果便是毁灭性的。
而教堂，成了这一切的交汇点。它本应是避难所，是和平的象征，却一次次成为暴力的靶子。2018年犹太教堂枪击案，2019年加州教堂血案，再到今天的密歇根惨剧——宗教场所的开放性、聚集性，使其成为最容易受攻击的软目标。尽管有些教会已组建安保团队，但大多数小型教堂无力承担专业防护。它们信奉“欢迎所有人”，却也因此暴露在危险之中。FBI数据显示，针对宗教场所的仇恨犯罪逐年上升，而这些场所，往往被极端分子视为“文化战争”的前线——保守派教堂是“传统价值”的堡垒，自由派教会则是“道德堕落”的象征。暴力，于是成了“净化”的手段。
但最深的伤口，不在建筑，而在人心。当特朗普在枪声未歇时便将事件定性为“针对基督徒的袭击”，他不是在安慰受害者，而是在利用悲剧巩固自己的政治叙事。这种反应，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模式：每一次暴力，都被迅速转化为政治筹码；每一次哀悼，都被提前写好立场。于是，本应促成社会反思的悲剧，反而加剧了分裂。人们不再追问“我们如何防止下一次”，而是争论“谁该为此负责”。在这种氛围中，理性对话的空间被压缩，仇恨言论反而获得传播的沃土。
教堂烧毁了，但国旗还在。那面插在残车上的国旗，本应代表团结、自由与共同体，如今却成了分裂的象征——它既属于受害者，也属于施暴者；既飘扬在悼念仪式上，也出现在极端分子的集会中。当一个国家的象征被如此撕裂，我们不得不问：我们还共享同一个美国吗？
或许，答案不在政治宣言里，而在那些未被报道的细节中——比如那位在教堂袭击中幸存的保拉女士，她说自己教的小朋友没能逃出来；比如CrossPointe教堂的安保人员，用身体挡住卡车为他人争取时间；比如摩门教会的声明，没有指责，只有为所有人祈求安慰。这些微光，才是对抗黑暗的真正力量。
我们无法阻止所有暴力，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被仇恨吞噬。当政治话语不断煽动敌意，普通人能做的，或许是守住自己的语言，不把邻居当作敌人，不把不同意见当作背叛。真正的安全，不在于教堂是否装上铁门，而在于社会是否还能相信彼此。
那面插在废墟上的国旗，不该是分裂的标记，而应成为一种提醒：一个国家的完整，不在于旗帜的飘扬，而在于它能否在灰烬中，重新学会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