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在那个乱哄哄的年代，靠“闹革命”一步步爬上来，原本就是个普通工人，后来竟当上了中央领导，还得了毛主席的看重，成了林彪之后又一个被称作“接班人”的人。
现在要碰到这种政治上的晋升情况，根本不敢想，但在十年动荡那时候，可不少见。
那时候，和王洪文一样靠“造反”上位的工人头头可不少，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名气一点不比王洪文差，就是没几个能像他这么有运气和手段的。
耿金章就是个造反派里的头儿，当年和王洪文实力不相上下，两人总斗得厉害，可惜后来被王洪文设了套儿，丢了权力地位，成了没什么人知道的小角色。
耿金章是旧社会里一个命苦的孩子。他打小爹娘就没了，连能投靠的亲戚都找不着，一个人无依无靠。为了活命，他要饭过，也给人当童工干过活。
解放战争那时候，有个人为了能吃饱饭，加入了国民党队伍。可刚吃了没几天饱饭，就被解放军抓成了俘虏。
在共产党对俘虏开展的教育工作中，耿金章思想有了转变，后来加入了解放军。他在战斗里表现挺不错，政治觉悟也高，1949年正式入了党，还当上了副排长。
1957年那会儿，耿金章被调去上海上班了。
文革刚开头那阵儿，上海的街头巷尾全被“造反无罪”“革命有理”的大字报占满了，各个单位里的造反派也都跟着往领导身上贴大字报，整个上海乱得跟一锅粥似的。
1966年11月，王洪文瞅着当时乱劲儿，把上海好多造反派聚到一块儿，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伙人联合起来闹起了造反。在造反这事上特别积极的耿金章，也是“工总司”核心领导层里的一员。
王洪文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急着要给“工总司”弄个合法身份，可上海市委觉得他们的成立方式不符合中央的相关规定，直接拒绝盖章认可。
王洪文急眼了，带着“工总司”的人想着去北京告状。他们仗着人多，跑到上海火车站，把火车拦停，硬要火车改道送他们去北京。
交通部、公安部、上海市委还有中央华东局的领导都去做了工作，可“工总司”根本不配合。为了给中央施压，王洪文煽动造反派跑到安亭车站躺铁轨拦火车，挡下了一列要去北京的特快列车，还召集了几万人到安亭车站声援，结果铁路运行全停了，全国交通运输被搅得乱七八糟，这就是“安亭事件”。
后来张春桥到了安亭，背着人跟王洪文谈好条件，那些造反的队员才陆陆续续回了上海。
不过在造反的人里，也有好多人不认同王洪文回上海的做法，非吵着要去北京。可因为没人带头，这帮人走得特别费劲，自己也清楚这么下去难办成事，就商量着得选个领头的。
耿金章是这支队伍里唯一的党员，自然就成了领头人。
耿金章领着队伍，一路到了苏州。张春桥瞅见这帮不太成气候的人动真格了，连忙带人赶过去拦着，跟耿金章商量条件。
耿金章一直念叨的心愿总算实现了，带着手下回了上海。可手底下人太不懂规矩，把王洪文给惹火了，这下“工总司”是肯定回不去了。
耿金章一横心，带着手下人当场就组建了“北上返沪第二兵团”。这个团体跟“工总司”性质一样，但不归它管。
耿金章宣传特别下功夫，“二兵团”的人越招越多，规模都比王洪文的“工总司”还大了。
在上海的造反派里，“工总司”和“二兵团”是最大的两派，平时矛盾不少，还经常动手打架。耿金章和王洪文这两人关系更僵，处处互不相让。
中央文革的领导们挺犯愁，造反的事儿还没成气候，自家人倒先闹起了内部矛盾，于是就安排张春桥来处理这摊子事。
张春桥打心底里更向着王洪文，主要是王洪文更听他的话，所以两人就搭伙了。他们把耿金章约来谈，说王洪文和他要是能联手，上海的群众运动才有戏，还拍胸脯说等事成了，少不了给他大官当、好处拿。
不出所料，耿金章被说动了，打定主意和王洪文联手，一块儿推进上海的造反大事。
有耿金章帮忙，王洪文没费多大劲就把上海造反派的实际权力攥手里了，这时候张春桥还给他安排了个官职。
耿金章正美不滋儿地做着升官的好梦呢，王洪文约他见面，他没防备就去了，结果被早就等在那儿的打手给制住了。
王洪文把他关了整整两个月，这两个月里，"二兵团"直接被解散，耿金章手下的队伍也都散了，从那以后耿金章彻底没了跟王洪文较劲的资本。
耿金章恢复自由后，终于看清了现实，不再琢磨那些一步就能成功的美事儿，又回到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因为这样，他避开了更多麻烦，最后平平安安活到了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