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周纯全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个军衔对于一位在1935年8月就进入中央政治局的资深革命者来说，显得有些不同寻常。要知道，在那个时间点，后来成为元帅的十人中，有九位的党内地位远不如他。这二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位曾经的权力核心成员，最终与元帅军衔失之交臂？
周纯全的革命起点非常高。他16岁投身工人运动，21岁入党，22岁便参加了黄麻起义。凭借着出色的能力和坚定的立场，他迅速成长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核心人物之一，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直接负责中央领导的安保工作，这份信任在当时是极高的荣誉。
一个短暂的政治巅峰
长征开始后，周纯全的地位更是水涨船高。作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他在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这一任命，使他一跃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层领导之一，当时能稳压他一头的，恐怕也只有朱老总等寥寥数人。
然而，这个巅峰时刻的到来，并非完全源于他个人的战功，更多是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1935年的会师，红四方面军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为了团结和平衡各方力量，提拔像周纯全这样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进入决策层，是一种必要的政治安排。他的高位，从一开始就与他所在的派系紧密捆绑在一起。
一步踏错的深远影响
好景不长，红一、四方面军很快就因战略方向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中央决定北上抗日，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则坚持南下四川，试图另辟蹊径。作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31军政委，周纯全选择支持了南下的错误路线。
事实证明，南下战略是行不通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损兵折将，处境艰难，最终还是不得不掉头北上。更严重的是，张国焘在路线斗争失败后，野心膨胀，甚至一度试图另立中央。虽然这场分裂危机最终被化解，但它在党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1938年4月，张国焘趁祭拜黄帝陵之机叛逃，投靠国民党。作为张国焘曾经的追随者和重要部下，周纯全的政治生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沉重打击。这次站队失误，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其影响贯穿了他余下的几十年。
在后勤战线上的“新生”
张国焘事件平息后，周纯全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实际上是被边缘化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这位曾经的政治局委员再也无缘指挥一线作战部队，而是被安排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分校负责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工作。此时，许多他当年的下级，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战将，无论职务还是影响力都已远超于他。
解放战争爆发，周纯全被派往东北，担任辽南省委副书记，负责的依然是后勤补给。从前线指挥到后方保障，角色的转变已成定局。然而，正是在这个看似远离权力中心的岗位上，周纯全找到了证明自己的新战场。
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担负起志愿军后勤保障的重任。面对美军对补给线的疯狂轰炸，后勤工作异常艰险。周纯全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万难，确保了前线物资的供应。他的出色工作赢得了时任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高度赞赏和支持，这份战功也为他后来的授衔增添了重要砝码。
结语
回过头再看1955年的授衔，上将军衔对周纯全而言，是一个综合评定的结果。它既肯定了他作为老革命的资深履历，也表彰了他在后勤战线上立下的汗马功劳，特别是抗美援朝时期的卓越贡献。但同时，这个军衔也清晰地划出了一条上限，那条线源于二十年前他在路线斗争中的一次错误选择。
八大二次会议后，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委员，职位数十年未曾变动，直到1985年逝世。周纯全的一生，始于一个极高的起点，却因一次关键的政治抉择而改变了轨道。他没能达到人们最初预期的政治高度，但作为一名开国上将，他在不同岗位上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同样值得被历史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