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化大师”，必然是培育英才、遍布天下的良师益友，又必须凭借德行折服世人，深得人心，其家庭教育的“庭训”理应成为国民学习的典范。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即便是伟大的儒家学者，也需要改变方法教育子女，即便是王阳明也未能完全教化自己的孩子。抚养孩子，自古以来就是一项难以驾驭的挑战，就连孔子也为此感到烦恼。
自民国时期起，文化领域内几位“大师”的子孙，其人生结局无不凄凉，且多以极端决绝、叛逆的方式告别尘世。1916年，被誉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在钱粮胡同被软禁期间，其二女儿章叕不幸在此地自缢，彼时她已有七个月身孕；1995年，著名“汉学大师”洪业的外孙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秋晨，突然点燃自身，在众目睽睽之下离世；1971年，“幽默大师”林语堂的长女林如斯，决然于家中房间内，借助窗杆悬梁自尽，被发现时已不幸断气，而桌上尚温的茶水，更添凄凉。（至于另一位“翻译大师”之子，因其境遇特殊，此处不便详述。）
这三起悲剧事件，堪称近代中国文坛上颇具影响力的家庭悲剧。其中，林语堂女儿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尤为引人关注，舆论普遍猜测，这场悲剧或许与林语堂有关，甚至有人认为是他“逼迫”女儿走向绝境。这起事件如同一个谜团，一个以“智慧与快乐”为理念，以苏东坡为人生楷模的幽默作家，一个始终坚守反抗专制与卑劣的知识分子，一个推崇“自爱、爱人，自尊、尊人，宽容、忠恕”生命哲学的父亲，怎么会走到与自身形象完全背道而驰的地步，让自己的女儿走上绝路呢？五十多年来，外界对此一直充满疑问。
林语堂次女林太乙
在林语堂撰写《苏东坡传》之际，他激情洋溢地评论道：“提及苏东坡，国人无不心生亲切，嘴角泛起温暖的微笑，进而被其感染，成为乐观主义者。”然而，事实上，他在晚年却深陷于阴霾与苦痛之中，难以自拔。长女自缢身亡四载之后，原本身体康健的他，如同失去了精神支柱，很快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带着无尽的悔恨离去。
2
时至今日，“林如斯”这个名字，已远逊于其胞妹“林太乙”之盛名。然而，凡曾翻阅林语堂先生的杰作《京华烟云》的读者，无不对其印象深刻。该书中文版的前言中，收录了她为该书所作的评论，其文采斐然，情感真挚，与乃父林纾先生的风范颇为相似，堪称才女之典范。
北京钱粮胡同章太炎故居
林语堂学成归国后，必须加盟北大，担任教职。林语堂正是按照这个约定，踏上了北大的讲台。此后，他以北大英文系教授的身份，投身于古音韵学的研究，撰写杂文与小说，独立创办报纸，声名鹊起，成为了一位名流，逐渐成为了中国文化界的一面旗帜。
林语堂憧憬的江南文人生活
林语堂与廖翠凤携手育有三女：如斯、太乙、相如，她们早年多随廖翠凤在福建的故乡生活。林语堂长期身在他乡，投身于教学与写作，奔波于京沪两地，为家庭生计奔波劳碌。1927年，他一度辞去教职，前往上海投奔鲁迅，名义上是成为“自由撰稿人”，实则不过是一名“自由职业者”，那段时期的收入并不稳定。数月之后，他与鲁迅及蔡元培等一同在“中研院”领取每月300元的俸禄，这已算是相当可观的收入。然而，真正转运的转折点出现在1929年之后。那时的林语堂，因机缘巧合受托为开明书店编写一部英文教材，对他来说不过是轻松的短期工作，却没想到教材在国内大受欢迎，他凭借10%的版税抽成，一跃成为“版税大王”（民国时期另一位因教材版税而成为巨富的是周越然），每月坐拥700大洋的收入（当时最富裕的县长月薪也不过是180大洋），成为文坛上知名的“暴发户”，从此不再为生计而忧虑。一年多后，林语堂将妻女们接来同住。那时，林如斯已经11岁了。
林如斯成长的家园，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宛若民国时代的大户人家。初至上海，他们居住于今日常熟路的一处别墅，而在版税收入的助力下，他们又搬入了位于江苏路43号的豪华花园洋房。这座洋房的宽敞程度，仅园中那些挺拔的白杨树就达四十余株。林语堂对此庭院十分满意，不仅沉溺于鲁迅笔下的“悠游闲适，鼓吹清谈”的贵族生活方式，也乐享家庭天伦之乐。他常于清晨时分，牵起林如斯姐妹的小手，一边散步，一边观赏花草虫鱼，共同欢唱。令人不解的是，尽管林语堂自身曾受新学堂教育，更是留洋博士，但他一生对新式教育持反感态度，认为它束缚了心灵的自由，因此他坚持不让女儿们入学，更愿她们在家中自由地发挥天性。而他后来最出名的女儿林太乙，身为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耶鲁大学的中文教授，实际上并没有正规的求学经历。成年后她外出求职，也因学历偏低而屡屡碰壁。这些经历，待后文再表。
充满慈爱，却绝不允许她们养成娇生惯养的习气，始终强调她们应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这般富足而幸福的家庭中成长，林如斯的童年岁月无疑是充满欢乐的。她堪称那个时代罕见的幸运儿，仿佛是命中注定，降临于所谓的“理想家庭”。
3
人生难免有缺憾，恰如月亮时有阴晴圆缺。林语堂的一生，实在太过顺遂。学业、事业、家庭，似乎事事如意，他既享尽了一生的荣华富贵，又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即便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他仍能悠然自得地旅行，于纽约安享“高级寓公”之乐，与各国知名人士畅饮谈笑。
务必指出，他的顺遂程度堪称不可思议：在国内，他随手编纂一部教材，便享尽人间富贵；赴美之后，仅用两个月便信手拈来，创作了一部英文著作《生活的艺术》，该书竟一夜爆红，常年位居“全美最畅销书籍”榜单。林语堂的一生，实在难以寻觅到磨难与波折的痕迹：他既是著名教授，又是杰出作家，还是一线学者，报界巨擘，教科书界翘楚，版税富翁，更是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者。
他不仅是美食鉴赏家，更是旅行专家，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国际知名的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让张爱玲独怀嫉妒的同行，更被誉为能深刻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看法的名流，美国总统布什亦曾对其赞誉有加。总的来说，林语堂可谓是民国文化界一位得天独厚的幸运儿。即便是在鲁迅曾对他口诛笔伐的岁月里，这在他的人生历程中亦不过是小小的波折。回顾1939年，时局动荡，民不聊生，而林语堂却已在筹划定期的存款，预计在他女儿22岁之时，她们每人都能获得10万银圆的财富。
常言有云，“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满则损”，世间万物，终究难以达到完美无缺。他亦未能逃脱这“命数”的束缚，“报应”便是晚年长女林如斯的自尽——这位他最为器重，寄望能继承其衣钵的林家才女。1930年代末，他创作《京华烟云》之际，据传其最得力的助手便是女儿林如斯。彼时林如斯年仅16岁，恰是“林家有女初长成”之时。林如斯每日研读手稿，为父亲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建议。
林如斯
或许，那场劫难已在那时无声地埋下了伏笔：1940年，《京华烟云》甫一面世，正值日机肆虐狂轰滥炸之际，林语堂本意是回国投身抗战，却在重庆从事宣传工作不久，便因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决意彻底“回归”美国。在林家，唯一反对他此举的人正是林如斯。她认为父亲此举实属有失体面，身为中国人，她更愿选择留下，身着草鞋，以糙米饭为食，与国民同舟共济，共度艰难岁月，而不愿远赴美国享受安逸的生活。在等待前往美国的轮船期间，林如斯痛哭流涕，尽管如此，她终究未能说服父亲，只能无奈随行。这段在重庆的经历，后来被她记录在《重庆风光》一书中，并于同年1940年出版。
从这一幕父女间的矛盾冲突中，我们不难窥见一斑：林语堂虽自诩为开明之士，采用西式教育方式，总以为自己是一位温和的家长，然而其内心深处仍保留着传统“父亲”的影子，大男子主义根深蒂固，在家中享有绝对的权威。在面对重大问题时，他从未真正考虑过妻女的感受，也未尊重过她们的见解与抉择。林语堂一生倾心的人物，他的“梦中情人”，便是《浮生六记》中被誉为“贤妻良母”的陈芸，其内心的所思所想，亦不难从中推断。
这一切，无疑为林家日后的悲剧埋下了深深的伏线。
4
林如斯虽已迈入二十岁，仍沉浸于叛逆的年轮之中，然而，林语堂对此却浑然不觉。在他眼中，长女林如斯始终保持着“乖乖女”的形象。
1943年，林如斯不顾重重阻挠，毅然决然地返回祖国，投身于抗日战争，并在昆明的军医院中救治伤员。两年后，她在医院中邂逅了一位名叫汪凯熙的医生。这对恋人得到了周围人的普遍认可，林语堂夫妇也对此表示了默许，并持乐观态度。随着1945年抗战的胜利，林如斯计划重返美国，并计划携带汪凯熙一同前往，在美国举行婚礼。
就在婚宴即将举行的前夕，林如斯竟然与一位美国青年私奔了！对于身为上层社会人士的林语堂而言，这无异于最大的耻辱。他显然无法接受这种“美国式浪漫”的冲击，尽管在小说中他可以描绘，可以如此憧憬，但亲眼目睹自家爱女付诸实践，他却怒火中烧，无法像偶像苏东坡那般豁达。
事后才了解到，林如斯在启程前往昆明之前，便已结识了这位美国青年。他名叫迪克，其父是纽约一家广告公司的掌门人，家境颇为优渥。然而，迪克却是个不拘小节的纨绔子弟，中学未毕业便被开除，终日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无所事事。他唯一的亮点或许就在于他那出众的口才。或许正是这样一位青年，对林如斯这样的“闺秀”产生了难以言喻的吸引力。甚至在他的一再怂恿下，林如斯不顾即将到来的婚礼，毅然决然地与他私奔，逃离了现实。
自那之后，林如斯便与迪克共度起伏不定的日子。廖翠凤怜惜女儿，时常盼她归宁，林如斯每次回家，廖翠凤都会精心准备六七道美味佳肴，对她和女婿如同上宾。然而，林语堂却始终无法接受女儿嫁给这样一个放荡不羁之人的事实，他坚信女儿的终身大事不应交付于这样的人，因此心中既痛心又愤怒。他多次忍不住质问林如斯：“憨团团，你怎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
林如斯始终未能获得父亲林语堂的青睐。与此同时，次女林太乙也已出嫁，觅得佳偶，并投身报业，效仿父亲创办期刊，一时间声名鹊起。林语堂的期望也随之转移至二女。林如斯则沦为沉默的背影。从此，悲剧的序章在无声中缓缓拉开。
5
正如人们所普遍预见，林如斯的婚姻似乎注定无法走向圆满。步入婚姻殿堂六七年之后，她已经着手进行离婚手续。依据美国法律，她本有资格获得一笔“赡养费”，然而，她不愿再与对方有任何联系，渴望迅速割裂这段关系。加之她那高贵的“大小姐”气质作祟，她竟然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一切补偿，分文不取。
林如斯的“疯狂”现象，需置于当时美国社会的特定氛围中予以理解。
这般草率且放任的态度，实难与一向明智的林语堂先生相符。他不厌其烦地敦促女儿保持冷静，但她的反应始终未见丝毫转变。林语堂既焦急又生气，言语之间不自觉地带有了尖刻之词。彼时的林如斯，事业尽毁，所托非人，而最挚爱的父亲亦不肯宽恕，她的心情已经跌至深渊，深受重度抑郁的困扰，精神全然消沉。离婚后，她拒绝回到父母的宽敞豪宅，宁愿孤独地寄居于故宫博物院的职工宿舍中，似乎彻底失去了自我。她的心理状况已然失常，时而恐惧难当，时而莫名地苦笑，生活圈也几乎与世界隔绝。
此时，若林氏夫妇能给予长女更多理解与关怀，或许还来得及弥补，遗憾的是他们依然未能妥善处理。林语堂往往选择沉默，而廖翠凤则在女儿的异常表现面前感到困惑，不时发出质疑：“我有三个女儿，同样对待，为何她却出现问题？难道是我哪里做得不对，以至于受到这样的惩罚？”这些话在林如斯耳中听来更是难受，她的症状因此愈发严重。
恰在此时，林氏夫妇为了唤醒林如斯从迷惘中觉醒，竟然出此下策，不惜编造父亲倾家荡产的谎言以刺激林如斯。廖翠凤对林如斯陈述，因被人欺骗，林家原本寄存在基金会的资金已悉数化为乌有，变得一文不值，而林家也陷入了极度的困境。林如斯起初对此半信半疑，但廖翠凤继续添油加醋，称此事在全美引起了轩然大波，已在报纸上连载多时。林如斯因长期与世隔绝，且这是父母亲口所言，自然难以辩驳。当时的蔡翠凤，只想着女儿听闻后能更加体谅父母的艰辛，却未曾察觉到林如斯此时内心的波动。
连续的打击似乎将结局推向了必然：1971年夏日的某日，林如斯在故宫博物院的“单身职工宿舍”中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悬于窗棂之上，直至清洁工打扫时方才惊觉，然而一切已然太迟。恰巧的是，那天林语堂正身处故宫博物馆，他是应院长蒋复璁之邀前来共进晚餐的。尽管距离如此之近，他却未曾想过探望女儿。当林如斯自缢的消息传至他耳中时，他正举杯畅饮......据林太乙所著《林语堂传》记载，林如斯的遗言仅有一句，那是她留给父母的：
“实在无法继续生活，我的内心已经疲惫不堪。对你们的爱，深沉且浓烈。”
6
林家的长女，年仅48岁便不幸离世，这一悲剧对于被誉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而言，无疑是人生中最为沉重的精神打击。
“我为何还活着？”她再未展露笑颜，即便见到最疼爱的小外孙，也无法笑出声。经诊断，廖翠凤患上了“恐惧症”，疑神疑鬼，连门铃声都会让她惊恐不安。
林语堂似乎在短时间内苍老了许多。尽管他仍努力保持着笑容，但那笑容中透露出的勉强让人一目了然。他开始心神不宁，连水杯都难以紧握，常常无言地坐着，对熟人朋友视若无睹，不再主动打招呼。林语堂的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在餐厅用餐时，他甚至会突然吐血。在晚年病榻之上，他似乎有所顿悟，对两个女儿的生活表现出更多的关心，并告诫廖翠凤不要干涉过多。有一次，林太乙忍不住向年迈的父亲询问，“人生究竟有何意义？”林语堂深思片刻，严肃地回答她，“生活应当追求快乐”，仅此五字。
1975年12月，距林语堂先生离世仅余半年光景。某日，林太乙女士陪同他前往永安公司选购商品。恰逢圣诞节前夕，商场内人潮涌动，大人小孩欢声笑语，整个世界洋溢着节日的喜悦。此时，身形瘦削、略显枯槁的林语堂先生，步履蹒跚地来到柜台前，突然拿起一串假珍珠项链，面对着一群陌生的面孔，泪水夺眶而出，泣不成声。店员小姐对此感到困惑，不禁怀疑他精神失常，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林太乙女士在一旁见状，既慌张又愤怒，对那位女店员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语：“小姐，请饶了他吧，若你读过他的著作，便会明白他对生命的热爱，也自然会理解他为何泪流满面。”
在这般情景下，他心中不禁想起了那远去后再也无缘相见的大女儿。唯有如此，方能理解那位一生秉持“绅士风度”的林语堂，为何在晚年突然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失态。那是一种无法遏制的哀伤，在那一刹那间，如山崩海啸般涌来，冲垮了所有的理智防线，无论是苏东坡、白居易、幽梦影还是Lawrence，在这一刻都显得无足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