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巨擘”、“思想开拓者”，胡适所获得的这些尊称，实乃改革开放后部分投机取巧的文人特意赋予他的荣誉。其背后的动机，自然与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的缓和以及“学习美国”风潮的兴起紧密相连。
在如此背景下，胡适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自胡适登临神坛，那些标榜“精日”、“精美”的分子便感到心安理得，因为在此之际，他们所宣扬的西方自由化理念，以及以“民主自由”为名的虚伪宣传，似乎得到了“神”的庇护与引领。
胡适
然而，历史终将还原其最初的形态，胡适的真相也将随岁月的流转逐渐清晰。随之，那些曾盲目推崇胡适的人方才意识到：胡适无论如何洗涤，污点终究难以消除。
胡适之所以难以被彻底洗白，关键在于：无论那些占据话语优势的投机文人如何试图为他辩解，都无法消除他在某些关键历史时刻所行之事、所发之言的痕迹。
胡适的最大瑕疵，便在于抗战期间他的一再妥协与卖国行径，更令人遗憾的是，他还以身作则，引导众多知识分子走上了这条道路。追溯至1915年5月，北洋政府签署了那份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条约，胡适的行为便已初露端倪。
首先，承认日本国继承德国在山东所拥有的一切权益，并规定山东省不得将该地区让予或租借给任何他国；其次，将汉冶萍公司转变为中日合资企业；再者，允许日本公民担任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顾问。
二十一条
我国此次与日本的外交谈判，堪称深谙对手，既能展现柔性策略，亦能彰显坚定立场，这在我国外交史上实属罕见。我国的外交前景是否将迎来新的曙光呢？
显而易见，胡适将《二十一条》的达成视为“胜利”与“外交上的开明之举”。在那个时代的舆论界，胡适的极力赞扬并未赢得具有良知的青年学生的认同，他们毅然决然地在随后掀起了“爱国反日”的浪潮。在这股反对声浪中，湖南的呼声尤为响亮。
当时还在湖南读师范的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明耻篇》，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发出了一声怒吼道：
“五七国耻，民国之痛；复仇之路，学子担当！”
显然，毛泽东觉察到了胡适等公知靠不住。胡适多聪明，他立马进行了反击，他发表了《致留学界公函》，给爱国学生戴了一顶可怕的帽子，直接称他们为“爱国癫”。意思是：这些掀起“爱国反日”浪潮的学生是病态的，他们有病。
在他看来，爱国之情竟成了病态，而向日本投降则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举。
胡适
十六年后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的方针，使得东三省相继失陷。在此期间，胡适不仅担任着北京大学文学院的院长职务，还身兼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的重任。用简单的话来说，那时的胡适已经不再是一位纯粹的文人学者，而是兼具政治身份的文人政客。
当时，胡适的直接上司恰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亲兄宋子文。
至此，有必要进一步阐述九一八事变的细节：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的柳条湖附近蓄意炸毁了一段铁路，随后诬陷中国军队犯下此罪，借此为由对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及沈阳城发起攻击。紧接着，他们又迅速占领了周边的城镇与地区。
“深感我国既无外部援助，又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以抵御强敌，因此主张舍弃东三省，以求换取和平之局。”
胡适所言透彻明了：毕竟东北已沦陷，我国军力不及日本，彼方实力过于强大，我方难以匹敌。因此，不如顺势而为，将东北拱手相让给日本，以求换取一段和平时光。
“东北之事，关乎三千万同胞的福祉，君岂可任意断送？”
宋子文强调，东北地区属于中国领土，关乎全体中华儿女的利益，岂能轻易言弃？这样的说法实则是在暗示“胡适，你的思维实在不够成熟”。
胡适与宋子文
胡适见宋子文面露愠色，只得写信致歉。在信中，他如此表达：
细思斯君所言，心中颇感触动，遂寄书以表谢意。斯君的善意，至今仍铭记于心。
“我将开除你们这些抗日的学生！”
胡适万万料想不到，被他戏称为“爱国癫”的这些学生，竟不畏开除之威，非但未因此屈服，反而将胡适驱逐出了校园。
当时，学生写纸条批评胡适。
“唉！看那胡适之先生！今日院中公告，竟是他亲手拆毁！……胡先生，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您的高尚人格！……难道华北一旦沦为日本的囊中之物，您还能胜任北大文学院的院长之职吗？”
事后，胡适并未气馁，反而转而在北大讲台上积极倡导“抵抗三日亡国论”。当时，有听过他授课的学生如此描绘那场激昂的场景：
胡适在讲台上情绪激昂，面红耳赤，声音高亢。他每说一句话，台下便传来一阵嘘声，我只隐约听见他提及“三日即亡国”的荒谬言论，其余内容则难以辨认。
胡适正竭力说服国人放弃抵抗之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却愈发迅猛，他们在华北、华东、华南等地频发军事行动。
在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之时，胡适的意志几乎崩溃，他竟发出了“我宁愿国家灭亡”的悲怆之言，并坚决表示“绝不支持与日本开战”。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那些寥寥无几的达成成功和谈的政治家，却往往被冠以叛徒之名。其中，秦桧最为知名，他成功与金国和谈，为国家换来了长达一百年的和平。然而，七百五十载光阴流转，秦桧的功绩始终未能得到世人的谅解。”
在这里，胡适实则将自身与秦桧直接划上了等号，同时，他还向全中国人民描绘了一幅宏伟的愿景：若能秉持不抵抗的态度，便有望实现长达百年的和平之梦。
此处，不禁要感慨：胡适对于政治与人性的认识，实乃过于肤浅。
胡适
众多爱国人士普遍反对胡适的立场，原因简明扼要：在遭遇抢劫时，若将财物拱手相让，只会招致进一步的掠夺，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所谓的“和平”不过是镜花水月。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之中。日寇入侵我国，我国民众若将国土轻易割让，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国家的覆灭。
随着日军侵华的脚步日益临近，胡适深怕国民无法承受压力而选择屈服，于是他越发积极地宣扬自己的观点。为此，他还特地给蒋介石写信。这封信是他与陶希圣共同撰写的，并由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转呈给了蒋介石本人。
在决战前夕，政府正致力于最后的外交斡旋，此举包括放弃那些难以守卫的领土。
此言与胡适曾对宋子文所表达者如出一辙，唯在言辞上更为凝练。胡适所述之“力所不能及之地”，实则指代东北一隅。
蒋介石在失去东三省之后，承受了巨大的外界压力，他已在“被责骂”的实践中领略了“大局”的严峻。即便他内心深处并不愿投身抗日，但如同宋子文一般，他也必须紧闭“大门”。
此后，在国防会议上，蒋介石便将胡适等人提出的“求和”主张提上议程，成为一段历史佳话。蒋介石在讨论时语气中带着几分讽刺，此言一出，参谋总长程潜愤然斥责胡适为汉奸。
胡适的“风骨”在此刻得到了充分展现：面对学生与上司对他的不抵抗政策提出的反对，他并未选择妥协，而是转而探索新的途径来推广这一政策。
在过往岁月，文人墨客往往被视为最为卓越，凭借他们的口才与笔锋。胡适迅速联合众多知名人士，成立了一个名为“低调俱乐部”的组织，致力于推广对日投降的方针，并主张东北三省应由国际共同管理，实行地方自治。所谓的“低调俱乐部”，实乃相对于日益激昂的抗日情绪而设立，其宗旨在于与抗战的呼声相左。
“陕中之变，举国皆感震惊。介公肩负国家重任，若不幸遭遇不测，我国事业至少将倒退二十年。足下应铭记国难家仇，及时悬崖勒马，全力护送介公脱离险境，束己待罪，或许还能在国人面前求得救赎。若执迷不悟，虽名义上是抗击敌人，实则却是在自毁长城，这正是敌人所乐于见到的，足下或将沦为背叛国家民族的罪人。”
从信件内容来看，胡适显得极为焦虑，他毫不客气地斥责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的行为为“自毁长城”，认为这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罪责，并要求张学良以背负罪名的身份，负责护送蒋介石返回。
张学良
胡适之流，亦难怪鲁迅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中对其进行了辛辣讽刺：
“胡适博士，实乃日本帝国主义之智囊。”
西安事变不久，全面抗战随即拉开序幕，国民政府高扬“不论地域南北，不论年龄老幼，人人都有保卫国土、抗击侵略之责”的抗日号角。
在过去的几次国家危机中，胡博士曾多次含蓄地表示，和平尚未走到绝望的边缘，牺牲尚未达到极限；他鼓励国人效仿越王勾践，忍辱负重，蓄力十年，教养十年。然而，这一次，连文化重镇的北平与天津都已沦陷，我们难道还要继续沿用旧法，忍受困苦，等待四十五六年后才重新奋起抵抗吗？
在关键时刻，蒋介石不得不伸出援手，协助胡适。然而，这种“帮助”实属无奈之举。他深知，若胡适继续在国内我行我素，终将滑向汉奸的深渊。胡适若真走到那一步，对国民政府亦无任何裨益。
经过深思熟虑，蒋介石最终决定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并将其派往美国以期发挥其影响力。胡适履新后，确实致力于抗日宣传，并为抗战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除却这些主要职责，他对于其他任务均持回避态度。当时，他甚至确立了“四不原则”，即不参与宣传、不寻求借款、不购买军火、不从事救济工作。
自1938年至1942年，胡适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五年间，正值我国全民族抗战的关键时期。在这五年里，胡适先生长期寓居于美国的学府之中，除了定期发表演讲外，他将几乎所有闲暇时光都倾注于《水经注》的研究之中。他曾言：
“学问的追求，不仅着眼于救国大业，更在于为我们的一生带来无尽的愉悦与享受。”
胡适在美国
胡适先生曾言：“少说空话，多做实事”，然而，他的行为却与之截然相反。
“胡适不惜借助外力巩固个人地位，除为自己赢得十余位名誉博士学位之外，对国家与战事并无实质贡献。”
蒋介石怒火中烧之时，胡适却在遥远的美国过着闲适的生活。然而，胡适并非完全置身于实际事务之外，关键时刻，他仍为蒋介石提供了助力。更重要的是，在决定性的时刻，他选择了与蒋介石并肩前行。
原来，就在1948年平津解放时，共产党劝胡适留下继续当北大校长，他严词拒绝，并说了一番话，他说：
在苏俄，人们虽享面包之充裕，却失自由之可贵；转至美国，既得面包之丰盈，亦享自由之宽广；然而，他们抵达此地，却既无面包，亦无自由。
种种情形，无疑使蒋介石感到极大的慰藉。然而，随着蒋介石败退至台湾，他在岛上推行独裁统治，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抗。前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赴美后，将这些内幕公之于众，其文章标题即为《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构建一个警察国家》。一时间，台湾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在关键时刻，蒋介石经俞国华之手，向胡适提供了1.5万美元的资助，以期望其能以文字之力平息舆论的汹涌风波。胡适领受资金后，即以流畅的笔触撰写了一篇题为《台湾何其自由》的辩白文章。
胡适与蒋介石
至此，胡适时常挂在嘴边的“民主自由”理念，似乎助他收获了小小的财富。
在20世纪50年代，蒋介石曾向胡适支付了九次款项，每次金额均为5000美元，总计达4.5万美元。
如此胡适，亦难怪蒋介石在日记中情不自禁地怒斥道：
“此人为文化买办中的无耻之尤，无法用言语形容其品行，只得称其为‘狐仙’，实为国家之蛀虫，民族文化之害虫。”
胡适因心脏病突发不幸辞世，距其离世仅一周之际，蒋介石在个人日记中记载：
“胡适之逝去，于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理念而言，无疑是扫清了道路上的障碍。”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胡适，却在近年间被推崇至神圣的高度。遗憾的是，面对历史事实，他的真实形象终究无法被完全遮掩。
胡适的形象虽然被污名化，但其留给世人的启示却是极为深远的。这启示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骨气，并非仅仅依据其作品，亦非单从其言论中来判定，而更应关注他在面临沉重压力之际，究竟采取了何种行动。
当云彩稀疏，微风轻拂之际，文人的胸膛常显挺拔。然而，欲辨其骨气之真伪，必待国家临危受难、重任落在肩头之时，方能窥见其脊梁之坚韧与否。
鲁迅与胡适
遗憾的是：若胡适生于太平盛世而非乱世，其地位与评价无疑将更加显赫，亦无需等到今日才得以正名，摆脱被“洗白”的无奈境遇。
按此推论，胡适先生无疑也属“时运不济”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