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又一封。
从湖南湘潭老家寄来的信，薄薄的几张纸，落在86岁的齐白石手里，却重得像铅块。
1950年的北京，秋意渐浓，可他心里的寒意，比窗外的风更刺骨。他不是那个在画案前挥洒自如的“人民艺术家”，他只是一个快要九旬的湖南老头，手脚冰凉。
信上的字他都认识，连在一起，却成了他看不懂的“天书”。
“地主”。
这个词，砸得他头晕眼花。
他在湘潭的儿孙，就因为他这些年寄回去的画钱，置办了二百多亩水田，还有三座院子，转眼就成了“地主”。
更要命的是，那笔一千多银元的租田押金。
钱呢？早就拿去买田买房了，花光了。
钱拿不出来，他的长子齐良元，已经被关起来了。
关起来了。
齐白石拄着拐杖，在屋里转圈。他这一辈子，什么没见过。清朝的辫子，民国的枪炮，日本人的刺刀。他都挺过来了。
他在法源寺住过，在观音寺、石镫庵辗转。一个“南蛮子”，在京城画坛，受尽了白眼。人家骂他“野狐之禅”，骂他“俗气熏人”。他被排挤，被孤立。
可他不在乎。
他有他的“衰年变法”，他要画他的“红花墨叶”。
是陈师曾点醒了他，是徐悲鸿力挺了他。
那个比他小32岁的徐悲鸿，顶着所有人的压力，聘他去大学教书，把他的画推向世界。徐悲鸿去世的消息，他隔了三天才知道。九十多岁的老人，冲进徐家，扔了拐杖，对着遗像，放声大哭，跪地磕了三个响头。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
他靠着这股“知遇”的劲儿，还有骨子里的倔强，从一个木匠，成了画坛巨匠。日本人占了北京，他闭门谢客，拒不“合作”。
他以为，他这辈子，最难的日子，都过去了。
他没想到，最大的磨难，在他86岁这年，才刚刚开始。
这不是画卖不出去，不是同行排挤，不是日本人拿枪指着他。
这是他儿子，因为他，被划成了“地主”，被关进了牢房。
在1950年的湖南，一个“地主”标签，尤其是一个“拿不出钱”的地主，下场是什么？
齐白石不敢想。
那些“斗争”的场面，他光是听听，就浑身发抖。
他一生积攒的财富，那些让他得以在京城立足、让家人在老家体面的画作，此刻，成了催命符。
一千多银元。
他去哪弄这一千多银元。
老家的信，一封比一封急。
齐白石坐不住了。他必须求人。
他能求谁？
在这座城里，他认识的达官显贵，换了一茬又一茬。可这次，能救他儿子的，放眼天下，或许只有一个人。
他的湖南老乡，毛泽东。
他们都是湘潭人，老家隔着不过五十公里。
可他俩，在1949年之前，从没见过面。
他齐白石，只是个画画的。人家毛泽东，是开天辟地的人。
现在，他要提笔，给这位“同乡”写信了。
信里写什么？说自己不是地主？可那二百多亩田是铁一样的事实。说自己对新中国有贡献？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话他还是懂的。
他只能写明，那些田产山林的来源，是他的画钱，是他的“劳动所得”。
他只能，近乎哀求地，请毛泽东在划成分、在处理问题上，“给予通融”。
这是他齐白石，一生中，最卑微，也最重要的一封信。
信，送出去了。
送进了中南海。
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
他很喜欢齐白石。他称赞他是“人民艺术家”。这位老画家选择留在大陆，本身就是对新政权极大的支持，是“统一战线”最生动的一面旗帜。
可信里的内容，太棘手了。
土改。
这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本，是“耕者有其田”的承诺兑现。为了这一天，千万人掉了脑袋。1950年6月刚刚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就是国策大法，是钢铁一样的纪律。
就在几乎同时，刘少奇的亲姐姐刘绍懿，在老家也被划成了地主，写信求助。刘少奇怎么回的？他严厉地教育姐姐，必须劳动，必须自力更生，想不劳而获，那是“我的耻辱”。
连副主席的姐姐都不能“通融”，他毛泽东，能给一个画家“通融”吗？
齐家二百多亩田，三座院子，这在湘潭，是板上钉钉的大地主，半点不冤枉。
如果他毛泽东一句话，就让湘潭县“放人改判”，那湘潭的土改工作，还要不要搞？法律的尊严，还要不要有？
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
可，齐白石也不能“寒心”。
这个老画家，是新中国需要团结的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在日本占领时期的“骨气”，是他的金字招牌。如果他的家人，在土改中，真的出了什么“意外”，哪怕是“依法办事”的意外，那传递出去的信号，对那些还在观望的知识分子来说，将是毁灭性的。
“统战”的“面子”，和土改的“里子”，此刻，拧在了一起。
毛泽东思虑再三。
他提笔，没有直接下令“赦免”，也没有“纠正”判罚。
他写了一封信，信是给齐白石的：“白石先生：来信收悉。已转寄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请他酌情处理。”
信封上，是毛泽东的亲笔。
同时，他将齐白石的“求助信”，用铅笔作了批示，转给了时任湖南省主席的王首道。
“酌情处理”。
这四个字，是这起事件中，最关键的一步棋。
它像一道双重指令，精准地发向了湖南。
王首道收到了这封信。
他马上就明白了这四个字的重量。
“酌情”的意思，不是“不办”。毛泽东把信转下来，走的是“组织程序”，意思就是，法律框架内的“法”，必须办。
王首道再三强调，不能因为齐白石是大画家，就不按法律政策办事。
于是，这封信，从长沙，到了湘潭县委书记杨第甫的手里。
杨第甫，是真正要“操盘”的人。
他面对的，是基层土改工作队，是刚刚分到土地、对地主阶级充满愤恨的农民。
他要执行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杨第甫把信，又批转给了齐白石老家所在的第十一区政府。
指令，在层层下达中，渐渐清晰了。
毛主席的“酌情”，王主席的“按政策办”，到了杨第甫这里，必须落地。
他开始做“说服解释”工作。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一场精妙的平衡艺术。
第一，齐家的“法”，必须正。
地主成分，不改。二百多亩田，三座院子，依法没收。那笔一千多银元的押金，也不能少，分期退还。
这是“酌情处理”里，“法”的一面。它维护了土改的严肃性。
第二，齐家的“人”，必须保。
被关押的齐白石长子，释放。
最关键的一条：不再对他们家进行批斗。
这是“酌情处理”里，“情”的一面。它给足了齐白石这位“人民艺术家”的面子，也保住了他家人的“里子”，也就是人身安全。
政治定性，和人身待遇，被完美地切割开来。
消息，传回了北京。
齐白石那颗悬了几个月的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
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中间的曲折，他甚至可能误以为，是毛主席一句话，让他儿子“摘掉”了地主的帽子。
他不明白那些复杂的政治权衡，他只知道，他的儿子，被放出来了，不会被“斗”了。
这就够了。
他对毛泽东，感激涕零。
后来，那位在风口浪尖上，具体承办了此事的湘潭县委书记杨第甫，到北京开会。
齐白石知道了，立刻，特意为杨第甫画了一幅荷花图。
画上，他恭恭敬敬地落款。
他一连写了三个“白石”。
齐白石，齐白石，齐白石。
老画家，用他最传统的方式，向这位“父母官”，表达着他的谢意。
这是在说，我齐白石，在此，三叩首。
